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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罗斯受洗一千年  

2013-07-18 14:40:21|  分类: 文艺动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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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荣/文

俄罗斯也有一个“红太阳”。

这就是基辅罗斯时代的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只要学过一点粗浅的俄罗斯历史,都会知道,有关这个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最大历史事件,就是把东正教引入俄罗斯。

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988年。

一千年后的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布一份号召:呼吁世界关注:“基督教导入罗斯1000年作为欧洲及世界历史与文化的重大事件。”这个千年之举的世界意义如何,我不敢妄谈,单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它的确是超级重大的事件,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从此打通了那条“从维京到希腊”的古罗斯梦之路,也打通了斯拉夫通向世界文明中心的大门。

当然,习惯西欧中心主义的人们,或者习惯西罗马基督教体系的人们大概会觉得俄罗斯打开的这扇门有点“旁门”的性质。然而,从俄罗斯的立场看,或者扩大一点,从整个东罗马的历史,从东罗马的基督教体系,从拜占庭信仰模式看,弗拉基米尔大公打开的这扇大门才是基督教真正的“正门”。

弗拉基米尔大公(公元960年—公元1015年)的这个年代,在中国已经是唐宋之交了,而在俄罗斯,他却是开国的“三皇五帝”。当然,俄国人写历史,也把自己的历史推演到公元前的某个世纪,推演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但是,这些“时代”都是考古发掘出来的,没有文字史料可证。美国的俄国史专家爱伦·F·丘说:“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俄罗斯的历史是在公元九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页。)”这个“开始”的人,就是半神话的开国者留里克。而留里克在俄罗斯的文献中,竟是一个外来的“维京人”。维京人到底是“原生态”的、土著的“罗斯”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这个“维京人问题”是俄国历史最烫手的山芋。从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开始,就想驳倒古代的“维京人”传说。苏联史学更把“罗斯国家建基于维京人的到来”,即所谓“诺曼人登陆”的观点视为“资产阶级的邪说”。这个邪说的基本内容是:大约公元8世纪,维京人活跃在波罗的海,9世纪中叶,维京人留里克兄弟三人被罗斯接受,成为罗斯人的诺夫哥罗德城的大公,从此开始了“留里克王朝”。

留里克到底是“罗斯”还是“诺曼”,很难说清,但是,俄国的历史至此清晰起来,而留里克王朝第六代大公就是“红太阳”弗拉基米尔。

太阳为什么这样红

“红太阳”弗拉基米尔不仅仅把一种精神文明引入俄罗斯,他在政治、军事以及在信仰基督教之前的异教徒生活中,都大有作为。

爱伦·F·丘说:“弗拉基米尔之所以在历史上享有盛名,主要是因为他曾使俄罗斯皈依基督教,但他也曾把俄罗斯的边界向西扩展。”弗拉基米尔的战略是在父王开拓的疆域的边境修建一系列城堡,至今,他的遗产还留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的左岸。用这种“筑城法”,或者说是“步步为营法”,弗拉基米尔终于稳定住基辅罗斯的版图。这一点,弗拉基米尔超出了他的先辈,稳定了祖辈、父辈们开拓的疆界。同时,他用同样的方法向西部兼并其它斯拉夫部落,到了他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的时候,基辅罗斯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国家。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了“太阳”的称号。

西方历史文献有一个习惯,一些“有个性”的皇帝、教皇,常常有一些别称,比如“狮心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长腿爱德华(Edward Longshanks)”。俄罗斯也一样,比如“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等。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称谓,但都不在正史里,如元代的剧作家睢景臣写套曲《高祖还乡》,“解”下汉高祖的帝袍,叫出刘邦的小名“刘三”;明代冯梦龙写《三国演义》多次称曹操为“阿瞒”。这都有些不敬。

而弗拉基米尔的“太阳”称谓却十分辉煌。在整个西方历史上,这样的辉煌并不多见,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四也称“太阳王”,但据说这是其自封的。随后900年,俄罗斯的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大公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君王。

1917年以后,苏联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是“人民创造历史”,帝王将相的光辉都被刻意暗淡。但是,从1941年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到1945年胜利,苏联的“祖国史学”出现一次很大的“歌德”浪潮,那些创立了丰功伟绩的帝王被重新“挖掘”出来,留里克王朝的几代开国大公,都成了“民族英雄”,弗拉基米尔是其中最光耀的一个。一个历史学家相继出版“古代罗斯”、“中世纪罗斯”等历史专著,写到弗拉基米尔大公,几乎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颂这位帝王,频频强调弗拉基米尔在俄罗斯的古歌中,是“红太阳”。

弗拉基米尔的光辉的确如同太阳,但这个太阳之“红”,还是不大可考。

的确,在俄罗斯最早的一批文献《勇士歌》中,弗拉基米尔的名字前面总是有“太阳般的”或者“温暖的”修饰语,有时也连用“温暖的、太阳般的”两个修饰语。但是,我遍查与弗拉基米尔大公有关的勇士歌,却只找到“太阳般的弗拉基米尔基辅王公”这样的表达式,从未发现“红太阳”这一串词语组合。也许我这个外国人孤陋寡闻,不知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的历史文献中,什么时候把这个皇帝称为“红太阳”的。

“从维京到希腊之路”

“从维京到希腊之路”是一条世界史上的神奇路线,它甚至可以同“丝绸之路”相比拟。它是一条通商之路,又是一条政治军事的争斗之路。起点“维京”,就是维京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终点“希腊”,但其实根本不是希腊,而是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因为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小亚细亚之后,拜占庭帝国所在的地区就已经“希腊化”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此地建成“新罗马城”之后,相对于西罗马的拉丁文明,这里更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如此,北方人便笼统地叫它“希腊的”。

亚历山大统治的马其顿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把自己的文明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各地,也扩张到欧洲的西部和北部,西面到达英伦三岛,北面一直传播到最北边的斯堪的纳维亚。这种扩张带来一种反作用力,它唤醒北方民族向南的意识。世界历史上“侵入”与“反侵入”就像水波纹一样,从某一点荡起来,然后,又荡回去。

弗拉基米尔率领维京人的军队,开始了他的“从维京到希腊”征途。期间,弗拉基米尔的两个哥哥互相残杀,大哥获胜。接着弗拉基米尔开始和大哥争夺基辅城。之后,弗拉基米尔进入基辅,自然地继承了基辅大公的全部领地。此刻,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哥哥的战果,同时完成祖父就开始的梦想和遗愿:向南、向南,从冰封的北方一直向南,最后拿下世界文明之都希腊王城拜占庭。

从公元980年占据基辅城开始,弗拉基米尔就梦想着拜占庭,他甚至还大规模地使用了“精神”力量。入主基辅,他在城中建立了一个神殿,其中供奉了斯拉夫人的几个主神:雷神、太阳神、天地之神等等,古代文献说,弗拉基米尔把主神“霹戮”装饰得很华美:“木头的霹戮,银子的头发,金子的胡须”。弗拉基米尔不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期望这些神帮助他战胜拜占庭。

但是,这些神没有帮助他在战争中实现梦想,他的攻势到达了黑海的北岸,却始终不能攻取拜占庭。于是弗拉基米尔希望用联姻的办法实现梦想。他向当时的拜占庭皇帝华西里二世提出迎娶皇妹安娜的请求。华西里二世出于政治的考虑答应了弗拉基米尔的求婚,但是,他要求弗拉基米尔必须信奉基督教。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开始考虑是否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接受基督教。结果是,弗拉基米尔决定接受基督教。

如果说弗拉基米尔单是为了联姻而屈尊接受了基督教,那么随后的动作之大,就不是“联姻”所制了。

“弗拉基米尔受洗”在前,接着是“基辅受洗”,弗拉基米尔强行推进基督教,把基督教当作全部基辅罗斯人的信仰。如果从基督教的立场看,弗拉基米尔的后一个动作,的确是让基督的光辉普照了整个东欧大地。

一千年后的“太阳”光辉

美国人曾说:“弗拉基米尔之所以在历史上享有盛名,主要是因为他曾使俄罗斯皈依基督教”。

探究弗拉基米尔的基督教选择是一段复杂而漫长的历史。如果可以细说,那么他接受的并不是“那个”基督教,而是“这个”基督教,他接受的是拜占庭体系的东罗马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如今被称为东正教。

笼统的说基督教,大家都知道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宗教,就像笼统说佛教,我们都知道来自释迦牟尼。但是,要是问佛教的大乘、小乘,问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大概都会陷入云里雾里。西罗马的天主教;俄罗斯的,也就是拜占庭的,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也就是今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以及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也就是被称为新教的,被称为改革中的基督教等等,只这些名称,就足以把人搞糊涂,至于这三大基督教的错综复杂关系,对于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个迷宫。我因为工作所需,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梳理这三大基督教派的脉络,但至今还是摸不着丈二和尚的头。

当然,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体系基督教的事实是清楚的,时间是988年,地点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克森尼索(又译赫尔松)城。但是,这个时间和地点都是“大陆版”,一旦进入俄罗斯东正教的“正门”,就会发现里面几乎所有问题都是争论不休的,并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

弗拉基米尔受洗的地点到底在克森尼索的什么地方,古代克森尼索又在何处?这都是谜。我曾想去这个地方考察究竟,但是,现在这里是乌克兰的国土,我的俄罗斯签证根本无法靠近,就连罗斯受洗的伟大的基辅,我也不能前往。

那么,弗拉基米尔受洗,到底是公元987年,还是公元988年,至今也是一个悬案。

不过,公众世界比较简洁,俄罗斯引进基督教的年度,越来越被大众确定为公元988年。

1888年,基辅、莫斯科以及克森尼索都举行了盛大的罗斯受洗900年纪念活动。基辅、克森尼索为此修建了一座辉煌的大教堂。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教堂的壁画邀请了著名画家瓦斯聂措夫(В·М·Васнецов)前往作画。瓦斯聂措夫在这里工作了近十年,创作了一生最伟大艺术品,其中有两幅大型壁画,一个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另一幅是《基辅人受洗》,都是俄罗斯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苏联时代,人们大多谈论这两幅画的艺术品质,现在,俄罗斯人更多的是透过这两幅画,体会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意义。

又过了一百年,如前所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布号召,呼吁世界关注基督教导入罗斯一千年,并将其作为欧洲及世界历史与文化的重大事件。

抛开历史背景,这个“号召”的词义也很普通。但是,考虑到当时苏联的语境,可以想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这个专题的时候,真是煞费苦心。他们既没有用“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这个表述,也没有用“罗斯受洗”这个概念,更有意避开宗教的味道,而只说“文化”、“历史”。

为什么如此?

2008年,西伯利亚教会发表一篇文章,回忆“千禧年”西伯利亚东正教会举行“千年纪念”活动过程,十分感慨。文章说,那个时候,举办东正教引入俄罗斯的纪念活动,“绝不是没有问题的事件”,那时俄罗斯还是“国家无神论体制”,“正统的无神论者更希望纪念活动只是东正教内部的事情”。所以,无论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基辅,举办这个庆祝活动都是艰难的。

去年12月,戈尔巴乔夫又出版了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书名很“玄”,叫《独白》,这是古罗马五大贤君的最后一位马克·奥雷里乌斯·安东尼努斯用过的书名,汉语翻译为“沉思录”。有一年,中国的一位领导人说这本书是自己枕边熟读之物,于是,那一年中国出来了好几种《沉思录》译本。书名叫“沉思”,也不错,英文也这样“阐释”这本书的主调,但是,原希腊文“与自己对话”的味道消失了,更重要的信息传递也被削减了。而戈尔巴乔夫如此用典,大概是要表达自己的一生,堪可与古罗马贤君比肩。那么,书中所言,应该都是戈氏自我认可的贤明之举了。

当写到1988年(第15章)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国内的改革触及到的全部困难和巨大的问题,需要一步一步地在世界上寻求正面的理解和肯定。在这方面,1988年是最重要的一年。”接着,他历数这一年的“国际事件”:3月,从阿富汗撤军;5月,美国总统里根来访;10月,联邦总理卡尔来访;随后“在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我们期间,我们又得到对改革的政治上的支持”。值得玩味的是紧接其后,戈尔巴乔夫写道:“恰好,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广泛提醒世界把基督教导入罗斯1000年当作欧洲及世界历史与文化的重大事件来加以关注。苏联政府对教会态度的正面的大幅度转变得到世界的称赞。”戈尔巴乔夫继续说:“在具有社会政治性质的周年纪念(指罗斯受洗1000年)的盛大庆典之后,苏联开放了新的教会收入,许多教堂开始重建。所有宗教教派的领导人都被邀请参加修订苏联信仰和宗教组织自由法。”戈尔巴乔夫说,在这一年之后,“教会成为具有全权的社会学院,可以参与神学精神道德的教育活动和慈善的、公益的、维护和平的活动。”

我如此笨拙地翻译戈尔巴乔夫的这段“独白”,是因为这段话的“政治”、“社会”的意义,完全可以遥对1000年前弗拉基米尔的选择。

回放一下1988年苏联解体前举行的“东正教引入俄罗斯一千年”的活动,戈尔巴乔夫的“独白”又有更多的画外音——

1980年12月23日,东正教主教会议决定为“罗斯受洗一千年”举行纪念活动,为此,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会议成立了以总牧首皮缅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但是,1980年的苏联还没有任何改革的气息。主教会议假设:“罗斯受洗一千年”的活动可能被严格设定在教会内部进行,但是,即便如此,也是巨大的胜利。”

结果大出教会意料之外。

1983年5月17日,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被正式移交给教会。并允许在这个“领地”建设“莫斯科东正教神学事务中心”。这样的词句还是在刻意回避宗教味道。但是,对于东正教,乃至于对于整个苏联,这都是“友善”对待教会的第一个迹象。教会方认为,这或许表示苏联领导层对教会希望举办受洗千年纪念活动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要知道,自从1930年以来,这是在首都莫斯科第一次恢复东正教的修道院设施。

我到过莫斯科这所最古老的修道院,古旧的院墙,古旧的大门,院落内,两座高大的教堂,相对耸立,一座是罗马式,一座是拜占庭式。真没想到,这里竟是东正教重归俄罗斯的第一站。

社会上对“千年”纪念的兴趣随之增高。阻力也开始显现,1984年,高层有人企图在丹尼洛夫修道院建立隔离措施。但是,恰在此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契尔年科去世,当局的“防范”意见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1984年11月,康斯坦丁·赫尔切夫担任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这也曾一度让总牧首担忧,但是,结果却大出皮缅之意料。赫尔切夫十分“友善”,此时,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书记。很快,1986年,苏联出台新的宗教政策,承认公民信教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之一。由此,苏联媒体开始出现苏联时期迫害宗教事例的报道,开始有人谈论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被炸毁的命运了,开始有人谈论奥普金娜修道院的故事了。

1988年之前,苏联境内已经举办三个纪念性的神学会议,俄罗斯和国外的神学家、教会历史学家以及世俗学者纷纷参会。

看来,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恰好”,事实上已经“恰好”三、四年了!

1988年是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年年初,苏联媒体开始大量出现宗教主题的信息。

4月29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历史性地会见了教会牧首和主教会议常任理事代表,共同商议“基督教引进俄罗斯1000年纪念”之事。这是苏联党和政府的一个公开信号:千禧庆典,可以光明磊落的进行了,而且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活动来操办。当时,莫斯科东正教会正式出版物之一写道:“1988年4月29日,在历史悠久的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皮缅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主教会议常务理事会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改革的方向,宗教领袖可能更多地参与社会。”文章作者说,大概不是没巧合,在1989年,牧首皮缅当选苏联人民代表。

东正教的“罗斯受洗一千年”纪念活动出现大转机。“受洗千年”扩大了规模,东正教也极力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和文化”的“说法”,尽力把“受洗千年”的活动做成一个“历史文化”活动。

千年庆祝活动于7月5日- 12日,在扎戈尔斯克和莫斯科两地举行。而事实上,6月6日,莫斯科北部的谢尔盖三一修道院开放,一直持续到6月9日

6月12日圣周,在丹尼洛夫修道院,在“面目破烂不堪”的圣地,叙利亚教区的牧首伊格纳季四世,耶路撒冷教区的牧首狄奥多罗斯一世,莫斯科教区及全俄教区总牧首皮缅,以及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独立教区的主教一起举行了东正教圣礼仪式。

而俄罗斯的公众,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了阔别几十年的东正教圣礼。

除了莫斯科之外,列宁格列、基辅、弗拉基米尔以及全俄罗斯的教区都举行了纪念活动,莫斯科大剧院为此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最近出版的东正教历史写道:

“罗斯受洗一千年庆祝活动是苏联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革命前(1917,即900年前)俄罗斯教堂共有20000余座,一千年之后,教堂只存留了四分之一,但是,庆典过后一年,俄罗斯东正教教区的教堂已经恢复到10万;庆典过后一年,苏联国家已经修订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法律地位,苏联通过了宗教自由法案。”

如果我是东正教徒,我一定会说,东正教“恰好”在1988年开始在苏联的“国家无神论”制度里复兴,这些都是“红太阳”圣弗拉基米尔的光辉照耀的结果吧。而如果我是弗拉基米尔,我一定会对如今很寂寞的戈尔巴乔夫说一声:谢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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