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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了别人不便做的事情 中华文化促进会这20年  

2012-09-06 15:08:04|  分类: 文艺动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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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农历除夕,胡锦涛到甘肃与农民一起过春节。在村民冉菊英家,胡锦涛亲手剪了一张名为《回娘家》的剪纸作品。当年第8届中国艺术节在武汉召开,文促会剪纸专业委员会主办了一个剪纸展。王石把胡锦涛的剪纸从当地文化馆借出来,打算参展。事情报到文化部,有关部门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这么上了。 (文促会 供图)

1990年代初,各级政府领导普遍反映,与海外华人打交道时很难找到共同话题。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发起倡议,成立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用“中华文化”这个“共同语言”代表中华文化发声。

组织后更名“中华文化促进会”,参与者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而一直保持“非政府组织”性质。

2012年9月1日,“中华文化促进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办成立20年庆典。

“文促会”,全称中华文化促进会,初诞生时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虽然副会长再加常务理事当中有31位部级领导,虽然而后这些年出席、参加过文促会活动的不乏中央领导,文促会却是如假包换的民间社会团体——不花国家一分钱;在自我简介里,它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公民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日益完善”。

文促会的诞生与“语言”有关,创会倡导人是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当时的各级政府领导普遍反映,与海外华人打交道时没什么共同话题。李瑞环跟叶选平(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萧秧(时任四川省省长)、阎明复(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等都认为,不少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不理解甚至不赞同,但他们热爱中国,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中国的官方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华文化”是更宽广的概念,由非政府组织代表中华文化发声,显得顺理成章。李瑞环倡议创办文促会,具体工作落到时任文化部长高占祥身上。

领导牵头,文促会筹建一帆风顺。1992年2月29日,文促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体制外的优势

“文促会”成立,第一任会长叶选平签署任命,由王石担任文促会常务副秘书长。成立大会散去,王石环顾左右,压力顿生。文促会成员级别很高,名头很大,但平时很难找到。驻会办事人员只有五六个,很多琐事王石不得不亲力亲为;没有财政拨款,他手头只有3万元创会费。

身为文促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的谢瑞麟捐出王府井柜台价值150万元港币的珠宝;台湾前“副领导人”陈诚之子陈履安先生创建的一家基金会也慷慨解囊。王石几番化缘,手头儿有了点钱,可以做些事情打响文促会的名号了。

1992年6月,王石到沈阳出差,火车车厢里响起李劫夫1962年创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王石感慨万千,展开烟盒,写下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构想,那一夜王石被自己的思想激动得整夜没睡。

构想得到会长叶选平、秘书长萧秧的支持。“我们身处体制之外,办事没有繁文缛节,想得快,决定快,执行也快。6月刚有创意,年底已经评完了。”王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大陆以往的文化活动相比,“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最大亮点是,艺术委员会成员由海内外的华人音乐巨匠组成——“台湾现代音乐教育第一人”许常惠,香港合唱团协会主席费明仪,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陈永华,大陆作曲家吴祖强、王立平,音乐理论家汪毓和,音乐史家陈聆群,指挥家郑小瑛……

“当时许常惠不能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活动,但可以参加民间组织的活动。文化部认为我们做了一件他们不便做的事情。”王石说。

艺委会评选出20世纪100年里中国的优秀音乐作品共147部,从李叔同、赵元任到叶小纲、谭盾……

“梅花梅花满天下/愈冷它愈开花/梅花坚忍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台湾歌曲《梅花》入选,这在当时议论纷纷。大陆很多人以为《梅花》是国民党党歌,台湾朋友纠正道,《梅花》不是国民党党歌,而是一首因为歌颂中国精神而深入人心的歌曲。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插曲《歌八百壮士》入选。由于赞美淞沪抗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国民党抗日军队,《歌八百壮士》的曲作者夏之秋后半生充满坎坷。1992年底,老先生已经病入膏肓,得知《歌八百壮士》重现人间,喜悦不已。1993年5月12日,夏之秋去世。1993年6月5日,文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由于经费紧张,奖状很简陋,一张纸加一个镜框而已。夏之秋夫人把奖状领回家,放到先生遗像前说,我把你的奖状领回来了。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在包括台湾、香港、曼谷在内的各大城市举行了三十多场巡演,参与的华人音乐家达三千多人。在大陆的演出中,《黄河大合唱》中间的诗朗诵基本都是截取片断。在台湾演出时,瞿弦和充满激情,把光未然的诗歌整段朗诵完。很多观众泪流满面。台湾的报纸上写:“黄河大合唱响彻台北夜空。”

提及当年的巡演,小提琴家吕思清至今感念不已:“17岁获得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之后,很多人知道了我。华人音乐经典巡演,让很多人认识了我。”现在国内音乐爱好者提及吕思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当年巡演中演奏的《梁祝》和《思乡曲》。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是文促会首次发声,“对传统音乐复兴起到很大作用,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华人世界的文化概念,悄然进入社会生活。”王石回忆,事实证明,“体制外”语言自有特殊的感召力。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文促会又发出了传统宣传口径之外的声音,与台湾抗日军人在南京举行了“9·9两岸同歌”活动。“我们与台湾抗日军人有一个共识,一定做两岸共同抗日这一主题。我们说法是,中国抗战有自己的胜利日,就是9月9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登上美国的密苏里号巡洋舰,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而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礼堂,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了日本向中国的投降书。”

胡锦涛剪纸作品《回娘家》。作品亮相后,剪纸展从原来的展出地点——武汉东湖公园的长廊搬到了新建的省博物馆里。 (文促会 供图/图)

对于“9·9”同歌活动的主题是否将遭遇诟病,王石也有所担心。没想到,活动开始前一周,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国共两方都讲到了,而且国民党放在前面,我们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王石说。

两百多位两岸抗战老兵齐聚南京。中国国民党代表张荣恭带来了日本降书复印件,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馆长潘震宙则回赠了国民政府委派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委派状复印件。

“国军”上将许历农与前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会面时说,“抗日时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也打过内战,现在我们八十多岁又聚在一起,以后中国人再也不能打中国人了!”向守志将军手书“弘扬抗战精神 实现中华振兴”的条幅赠给了许历农。

“两岸问题很难办,我们把这件事情办成了。”王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修正史不为政绩

1990年代初,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孙晓、赖长杨经在一起聊天,聊来聊去聊出了一个“野心”。

二十四史中,前四史有残缺古人注,后二十史有史无注,研究成果散见各处,与文本脱离。把优秀的研究成果体现为注释,加入史书,使后人阅读时更加直接方便——他们这个野心名为“今注本二十四史”。

1993年,两位学者找到王石,说“今注本二十四史”在社科院立项未果,原因是钱不够。他们曾寻找地方政府合作,一位省长坦率地说:不行,项目耗时过长,我们做完别人领奖。他们走投无路,找到了文促会。没聊几句,王石已决定由文促会来做这件事。

谈及“今注本二十四史”的价值,孙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华文化几千年薪火相传,主要是有文化传承的传统,后朝修前朝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都不具备的。作为正史,二十四史虽然被称为“相斫书”,但其中也保留了大量官方典章制度,而且可信度比较高。

二十四史需要“今注本”,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后人读古书,一些语词就搞不懂了。比如“县官”,在汉代是国家的意思;“亡命之徒”,原意指不要命簿(户籍)的人,也就是黑户、流民。现在我们已经不常说“五讲四美”,几百年后,如果不加注解,恐怕没人能够读懂。再者,考古新发现也应补充进二十四史之中。

“今注本二十四史”全书预计约600册,12亿字,工程之艰巨自不待言。更难的是,如何保证质量。

“今注本”之前,二十四史曾有过两次整理。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从各种版本的二十四史中择优而取,凑了一个“百衲本二十四史”;建国后,毛泽东提出,周恩来主抓,翦伯赞执行,校勘错别字,增加标点符号,出了一套“中华书局本”,史学界也称之为“校点本”。两次整理成果犹在,“今注本”必须对前人有超越,否则就是鸡肋。

王石当然清楚其中利害,他跑到四川找萧秧,萧秧痛快拍板。许嘉璐副委员长得知此事,认为这是“为中华文化保留基因的工作”,亲任工作委员会主任。文促会说服了两位史学大家,张政烺担任总编撰、何兹全担任副总编撰。何兹全表示,二十四史三次整理,以这一次规模最为宏大,而且是民修而非官修,意义尤为重大。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的300多位历史学家也邀请到位,分为24个工作组。1994年,在第一次主编会上,萧秧承诺:“钱不是问题!我给你们当后勤服务人员!”

看似一片坦途,可工作开始没多久,王石就没钱了。萧秧罹患重病,无暇顾及文促会工作。

1996年,连续8个月,工作人员每人每月600元工资都拿不到。按照合同,三校后付给作者稿酬;可是王石付不出,就改为四校付酬;四校之后还付不出,有作者说先付一半,可连一半的钱都没有,又改为五校付酬。1998年编委会开会,作者都说,怎么一直不付稿酬?王石说,请大家起诉我,我们已经违反合同了。学者们说,起诉有啥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王石说,起诉能引起社会关注,说不定哪个有钱人捐一笔钱,问题就解决了。学者们还是不起诉。最后王石找到自己的两个商界朋友刘国平和黄丕通,获得80万元赞助,“今注本”工作才得以维持。

经费捉襟见肘,但“今注本二十四史”的质量门槛不能降低。

“起初只想注释,后来发现现行版本中存在很多人名、地名、时间方面的错误,比如《史记》,每一千字中存在五六处讹误,所以在注释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校勘。”孙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8年下来,当初的主编委员会成员已经去世了三分之一。“今注本”已出版《隋书》、《梁书》和《三国志》三部。也就是说,还有二十一史的“今注”工作尚在持续。

对于已经出版的“今注本”,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陈祖武教授以《梁书》为例点评:绝对能够传之后世,至少50年没有人能够撬动其研究成果。

回顾民修正史的艰苦历程,王石说:“社会组织做文化,具有更多的文化良知和超越精神。”

社会组织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1990年代中后期,文促会蹒跚上路之时,遇上“社会组织清理整顿,重新登记”,很多协会就此偃旗息鼓。文促会没有散掉,但除了坚持“今注本二十四史”之外,七八年时间里只能做一些零敲碎打的工作,比如办一些中外交流演出。

王石开始思考,什么叫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公益性”、“非营利”的内涵是什么?美国《国家地理》的一位高管告诉王石,“非营利”有两个要点,可以赚钱但不能分红;不能从事登记业务范围之外的业务。美国的社会组织,50%的资金来自自主经营,30%来自政府购买,20%来自社会捐助和会费。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开始将先前所说的社会团体、公益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正式称谓为“社会组织”。十七大延续这一称谓,成为一切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的统称。

“我们向别的国家学习,努力把文促会做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王石说,清理整顿结束,文促会重新登记。

成立10年之后,也就是2003年,文促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高占祥当选新一届主席,王石当选常务副主席,文促会再次施展拳脚,陆续设立了剪纸、木作、玉文化、织染绣等专业工作委员会,中华民俗、生活方式也开始纳入文促会的关注范畴。

2004年,王石在报纸上看到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主持的一次文化论坛,研讨21世纪文化全球化问题,心有所动: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华文化何以自处?

这激发了王石多年的文化心结,他想在中国操办一个类似的文化论坛。他和金坚范找到王蒙,大家一拍即合,王蒙提议,论坛的主题就定为“全球化与中华文化”。

论坛筹备期间,王石看到1958年“新儒家”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世纪以来学界曾就中西文化发生过几次大辩论,发展到今天,我们对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也应该有比较成熟的看法了,因此我主张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即‘甲申文化宣言’。”王石说。

甲申文化宣言字斟句酌,足足花了半年。宣言初稿拟定后,王蒙改了一稿,许嘉璐改了一稿,上会时汤一介和刘梦溪又有修改意见,最后才得以面世。宣言在肯定文化多样性、不以文化论优劣的同时,承认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

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到场七十余位文化人士以民间身份,联署了甲申文化宣言。

当时季羡林已卧病在床,未能出席会议。在发去的贺信中,季羡林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85年了。世界变了,中国变了。与那个时候比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问题的看法当然更加成熟了。这个时候,我们集合一起,经过讨论,发表宣言,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主张,我觉得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道义的事情!”

“甲申文化宣言”发表后,文中一些重要提法,比如“精神家园”、“海内外中华儿女”逐渐被官方文件引用,并出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

文促会成立20年,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做越多,但其“核心竞争力”依然是“与海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语言”。目前两岸携手创办的“创意中华奖”正紧锣密鼓筹备中,该项目由许嘉璐与台湾前“行政院长”、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倡导,文促会与台湾文化创意协会合作实施,王石与台湾文化创意协会会长丁守中商定,“创意中华”将覆盖动漫、设计等新兴创意领域,预计2013年将首次颁奖。

“20年来,‘中华文化’这一概念,从民间话语发展为官方话语,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王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文促会20周年纪念会上,他们将联合海内外34个中华文化促进会发表一个共同主张,表明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的基本观点,同时也对近年在弘扬中华文化中出现的弊病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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