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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先做公民,再做儒者  

2012-04-06 12:39:30|  分类: 深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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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春/图)



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公民儒学”是我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公民社会年代继续发展的儒学。时代变化了,儒学也要与时俱进。可以简单地把“公民”和“君子”两个概念做对比。儒家强调成为“君子”,而我讲,现代社会必须先成为“公民”然后再谈成为“君子”。什么叫“公民”?从伦理角度讲,最基本的你应该先做到,你想着权利时,应该记着义务,先做好公民,再谈君子修养,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会的年代,“君子”应有新诠释,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台湾有个事情做得不错,就是“统一发票”。买什么东西都要求给发票,起码要有收据,才不能逃税。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一定要收据,并不是计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发票,款价就清清楚楚。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公民意识”。

当代社会培育“公民意识”非常重要

来深圳,我看到有个标语非常好,叫做“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识”。谈“公民儒学”,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学前面谈。君子儒学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并不是不注重内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会场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说,天地有道,人间就有德了,天地无道,人间就很难有德。社会整个公民意识够了,公民自然而然就会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为整个场域的设计,你来到这里后就有舒适感。不需要内在自我反省该当如何。

从广州坐火车过来,跟我20年前坐火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了。火车上大家彬彬有礼,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边人会热心帮忙。这很清楚地印证了一句俗话,叫“习与性成”。国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识有个慢慢提升的过程。公民意识提升后,各种制度、各种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也会发生变化。

深圳闯红灯的人很少,我问,闯一次红灯罚多少钱?500元。现在酒醉驾车的也很少有了。为什么?因为必须关起来,很厉害。严法酷刑就好吗?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约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规范”,这个规范叫“礼”,“礼”再往前就是一种法则,叫“义”,“义”再往前有一种真实的关怀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义、有礼、有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义”为“法则”、“礼”为“规范”、“法”为“限制”、“刑”就是“强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告别了“帝皇专制”,进到了“民主宪政”的年代。毕竟过了100年,我们正朝民主宪政的大路上继续前进,而民主宪政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公民社会做底子。

不是大多数人决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提出理念,经由文化教养的历程,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念是什么。把理念拿出来,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否同意这个理念。如果没有经过民主文化的教养历程就谈民主,多数决就容易变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从多数,还要尊重少数。儒学有非常可贵的东西,把它放在公民社会里实践,我认为非常好。在帝皇专制的年代,在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年代,儒学会隐含一些问题。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妇就变成没分别了,只是可能重点不在于夫妇有别,而在于夫妇有爱。“五伦”其实是好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不能再提带有专制意味的三纲。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有人就问了,现在进到公民社会年代,儒学还有什么好恢复的?儒学很重要的内容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仁”,它代表人跟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关怀,一种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这个最真实的关怀从何处来呢?来自“家庭教养”、来自对父母的孝敬,《孟子》就说“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从“孝”讲仁,从“悌”讲义。从而可以讲礼、讲信、讲智,仁义礼智信都有了。

发挥公民意识,从小事做起

现在谈仁义、谈孝悌之道,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有。现在做孝子会不会比以前容易一点?容易多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爱容易多了。大陆的年轻朋友会跟我说,哪里容易?现在都没有兄弟姐妹了。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出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朋友之伦如同兄弟一样。

现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一定不会是我跟我父亲以前那种关系。我对我父亲非常敬畏。我跟我父亲有很多话说,但是我不可能在父亲面前跟他接近于平等对话。在新时代,必须重新调整,该怎样倾听子女的声音,子女怎样体谅父母?要重新思考新五伦关系,乃至必须有一个第六伦。台湾李国鼎先生以前提到过第六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之外,还有“群己”关系,主要内涵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如果说“五伦”是儒家的传统“等差之爱”,“第六伦”则是“大爱”。

在公共领域,作为参与者,作为公民,该怎么办?这很重要。学术界讨论学问时,你依据公民的良知,依据了解到的知识,可以提出意见公开讨论。这个时代,儒学可以更坦然、明白;更平易、自然;更可以畅所欲言。不必考虑太多上下长幼尊卑,种种复杂的人情人际关系等。公民儒学提倡“公民”的重要性。

面对学术社群,我作为学术公民,该尽的义务是什么?以前,在父权高压、君主专制下,我作为晚辈不好意思说。现在我们鼓励在公民社会底下,你应该说,有礼貌地说。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台湾虽然号称公民社会,比以前进步很多,但它还是必须生生不息永远去做。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个公共设施坏掉了,公民意识够,有人就会很快修好。把日常小事管好,大家就慢慢对整个国家、政府有信心。

四年前,我到慈济大学去任教。有一次我没赶上火车,在宜兰候车厅里,天气很热,冷气声音很大,我就发挥我的公民意识,展开行动了。我问站务员:冷气声音怎么那么大?他说久了当然会大,我说久了不一定会大,零件修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噪音了。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我说我是为了你们好,这个故障应该很容易修好,我要反映一下意见,或者是铁路局没有拨经费给你们,还是其他原因?所以我填了一份意见表。写完了,我特别附上一张名片,告诉他,你一定要交给站长,我下个礼拜还会经过这里,还会再来看一看。我不是“立法委员”,但做完这个事很有成就感,第三天我就接到站长电话,他说,“林教授,非常谢谢你!就是螺丝钉没拧紧,找工人弄好了,你下个礼拜来验收一下。”然后真的就安静了。那个声音大家忍受多久了?

我发明了一个提法:“忍受不合理的措施”、“忍受不合理的痛苦”,这违反了作为一个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公民也应尽义务,否则在德行上就是“恶”。去停车场,你要发票,管理员跟你说发票器坏了。一定要追问为什么坏了。你不能就此了事,这也是我另外的经验。我对管这些小事分外有兴趣。我管来管去,发觉有些事很麻烦,但提出来一定有用,你给他一点压力对他也是好的。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官员,当他们的公民意识苏醒时,官员就会慢慢融入到整个公民世界,公民的天地中将展现他的风姿。如果没有公民意识,他可能就会被老旧的官僚压在底层。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说点滴变革没用。“士”就是读书人嘛。士,上面十底下一,士者十一也,就是十分之一。这种人顶多十分之一,但十分之一对了,另外十分之九会跟着动。

修养是修“公德”,不是修脾气

如果人家问我,你这个儒者这样做是不是欠修养啊?我的看法是,修养不是修脾气,是修“公德”。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他脾气好得很,他都是用眼神交流。不要误认为脾气好就是有道德,要看他做的事,与公共事务是否有关系。君子不是不能生气。

我在台湾待过很多学校,碰到过一个不合理的事,而且他还搬出儒家的帽子压我。他说:你是念儒学的,千万不要生气,儒学家都很有修养。我说,我虽非文王但是我知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该怒还是要怒,我就说我感到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我讲了十次非常生气。在电话中,他跟我说,你可别来会场,我说谢谢你提醒,我本来忘了,我现在就到会场。我很坚持,只是现在少了一些鲁莽气。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愤怒、发愤与奋发》,就是年少的愤怒没有关系,要转“愤怒”为“发愤”,然后由“发愤”变“奋发”。

年少时愤怒没关系,但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要慢慢学习夫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并不是不守原则,孔老夫子非常守原则,周游列国,他凭什么?凭理念。孟子也是带着一群人周游列国,凭什么?一样凭着理念。有一个道德的理想王国在他心中浮现出来。现在要做,容易多了。我常常号召中国哲学界的年轻博士生要回溯到经典。当你在网上看到,哪个人胡说八道,你要有网络公民的意识,上网查一下,纠正它一下。

网络上公民意识也要提升

网络公民的公民意识也要提升,这个很重要。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有个公共课面对全校学生,讲授哲学概论。台湾很多学校很早就开始有学生评价老师,有次学校通知我,有个学生对我有意见,说我没发讲义。我说发了啊。我发讲义时他没来。那年这个学生成绩不好,就被淘汰掉了。他就上网胡说八道,还好,其他同学发挥了网络公民意识作用,上网说公道话。

网络公民意识非常重要,要不然假消息乱传。最近网上有人说,孔子是韩国人,汉字也是韩国发明的。我有个韩国博士生,他觉得这个消息很荒谬,就上韩国大学的网站去找,没有这个事。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出现一些被侵占或被迫害的想法。然后产生族群凝聚感和排他感。会不会有这个可能?这可以检讨。

公民概念不违背儒家原来的家庭概念、人伦概念。儒家人伦概念原是由近及远,从家庭扩散到社会。“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你们考虑过没有,社会也可能变。能不能有一种儒学是:老人之老,以及吾之老;幼人之幼,以及吾之幼?有可能。你在深圳做事,父母亲在北京,你半年才回去一次,你的父母亲谁照顾,如果两老年纪不算太大还可以相依为命,如果再大一点怎么办?

当代儒学实践——台湾志工

儒学人伦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方法?台湾很多宗教慈善团体,已经开始儒学实践,就是台湾志工。什么是老人之老以及吾之老?比如在深圳你参加了志工,你可能定期去一户人家嘘寒问暖,去跟某个老人聊天,这个人不是你父母亲,是别人家的老人,你的父母亲在北京,是另外的志工陪他们说话,甚至提供进一步帮助。我认为这是儒学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只要把人的真实跟关怀表现出来,把仁义之道,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表现出来就是儒学,把人置放在自然天地、血缘亲情、文化教养中,让人的行为得到规范,就是儒学。

当代儒学讲的就是这些,在公民社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国学热应该落叶生根,也一定会枝繁叶茂。

儒学不是简单恢复过来就好,或继续大谈三纲,三纲是上下长幼尊卑的绝对隶属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伦理不是以礼杀人吗?肯定不可以,而是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群己有义(公义或公共的正义)。群己的公共正义从哪里来?从公民意识中来,每个人都跟卖主索取发票,他能逃税吗?他不能逃税,该缴的税都缴了,你帮他做了功德,你也为自己做了功德,这是新的功德概念。

功德箱的捐款要共同签名才能打开

台湾人的公民意识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好。我到台湾去看妈祖庙,过去要功德就是捐钱,这些钱最后都到哪里去了?现在在台湾,凡是很大的寺庙,人家把钱放进功德箱,多半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种管理系统。比如打开这个功德箱得有三把钥匙,由三个不同渠道的人掌握,当他们共同打开后,经过计算要签名盖章,这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

不要不好意思,必须清清楚楚,这很重要。二十多年来,台湾很可贵的社会实践之一就是培育了这些做法。台北市各个捷运站(地铁站)常常非常拥挤,但大家乘坐电梯时,手扶梯左边一定会让出来,赶时间的人可以一直往前走,没人敢插队,这就是公民意识。

光物质条件还不够,公民意识很重要,单位里有些地方不干净,有没有要求工友打扫干净?在学校里看到教室不干净,我们会要求学生帮忙处理干净。学生的基本教养一定要好,基本的礼仪礼貌要有,有“礼”的规范才有“义”的法则,才有“仁”的感动,才有“德”这个本性,才有“道”这个根源,“道、德、仁、义、礼”才能够守得住,这样才能成为守法的公民,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公民”跟“人伦”是两个综合体

公民意识需要实践,而把儒学放到这个场域来说,就是公民儒学,现在实行公民儒学比以前容易多了。

比如《论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说,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现在变化很大,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平等多了,我的儿子只要是温和地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抽烟还是比较不好的”,我在家里就很少抽烟了。

孩子讲这些话时很平易,家里有家里的“公民”,此外家里还有“人伦”,注意“公民”跟“人伦”是个综合体。作为家里的公民,依照人伦的礼仪很恰当和气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儿子、父母都好当多了,千万不要误认为下一代人那么难管。这个说法是错的,说明你自己还没有恰当的转变好角色。家庭是人伦跟公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但“人伦”为重。

孩子慢慢长大后,要让他知道一些道理。比如说祖父生病了,你想抽空回去看他。上个礼拜已经说了,这个礼拜一定要回来,再忙也一定要回去。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人跟人之间更内化的关系,这时的长辈要有威严,父道、父亲、父情,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把握住。孩子懂这个了,很好,出去做事他会清楚知道,其实社群里仍有上下长幼尊卑的区别,每个地方还是有分寸的,公民意识以外,还有人伦之礼。

新时代的儒学,不是把旧的《弟子规》重新念一念就可以。《弟子规》有一些很好的东西,也有很多问题。奉母埋儿可以吗?卧冰求鲤行吗?二十四孝其实就是帝皇专制、父权高压这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帝皇专制化的儒家内容,不是今天生活中的儒学,也不具有批判性的意义。

多数人之上一个“普遍之公”

儒家并不以“顺服伦理”为主导,儒家是“服从道理”的。有人问孔老夫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意思是,与其向比较尊贵的祭祀场所的奥神祈祷保佑,不如向并不尊贵但五祀之一的灶神祈祷保佑,但孔子的回答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这话不对。如果犯了滔天大罪,向什么神祈祷也没用了!神明是不能买通的,“道”、“礼”,是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的,你不能得罪“天”。

须知:我们的“天”就是“公”,公民社会的公。有益于公道人心者,有益于公共事务者,能满足公共之利益者,则为是;违反公共利益者则为非,就这么简单。

有人说:老师,公是什么意思?公就是普遍之义,理想之义啊,并不只是肯定多数人之义。多数人的意志,乃至几乎全部人的意志都不能等同公共普遍的意志。

举例说,所有人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才投票吗,如果不同意,少数服从多数,那就不能投票?那就不是多数,是全数了。什么叫多数?什么叫全数?什么叫普遍?10个研究生上课,很好,我们现在达成共同的协议:从今天起研究生就不用来上课了,老师也不用来教课,当然学费还是要交。他说老师分数怎么打,或者说大家决议好了,分数第二位数字是9,第一位数字根据学号第一个字,从90分到99分不等。请问这可以吗?有同学说不可以,因为老师不同意。老师如果同意呢?还是不可以,因为学校不会同意。要是学校同意呢?还是不可以。为什么?天公不能同意啊,你违反天理,学生读书,老师和学生肯定要来上课的。要不然老师领薪水领奖金这怎么可以?公不是一人之公,也不是多数人之公,公是多数人之上一个普遍之公。所以很多事不是投票就可以了事,必须要讨论、议论,这个议论就是公共论述。

《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不得不通过话语的辩论来跟人家讨论。“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何必曰利”,这是公共论述,公共论述就要问,我们如何在现代的公民社会里安身立命。跟以前小农经济传统社会以及家族伦理下的安身立命不太一样,你的左邻右舍不一定是你的亲人。你离开家一段时间,敢不敢把钥匙交给对方?如果敢,这个社区还算不错。

我住在台北老社区,孩子出去忘了带钥匙,我就把钥匙交给对门的张妈妈,孩子回来会找张妈妈要。当然可能相反,你不敢交给亲人,反而能够信任邻人,邻居是公民之人伦,另有朋友之伦在里面。所以光法律约束公民是不够的,要以公民做基础点,变成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君臣有义,或者公共跟个人之间有义,新的五伦观一样可以在这里生长。

儒学生根不能离开生活世界

儒学现在看似大家都在讲,但是儒学需要生根才能发挥实际作用,而生根不能离开生活世界。台湾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我记得在郝柏村当台湾“行政院院长”时,曾发起一个运动叫“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到1990年代末,我记得在中正纪念堂前,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展演,结束了,很多人留下来,帮忙整理现场。当时我非常感动,大概不到10分钟,很大一片广场整理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公民意识的作用,几次以后那种场合就不会有人把纸屑留下来。

当然一个社会再往前,也不能保证永远那么进步。有一次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走,前面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居然有个人从里面丢出个垃圾来,我非常生气,很可惜那个时候手边没有相机。我当时真是很生气,就念他的车牌号码,我跟孩子说,把这个号码记着,最好有一种咒语念三次它就熄火,车开不动。

怎么样发挥公民意识?随时拍下来是办法之一。台湾现在有一个流行规则,手机也能照相了,碰到就照相举报。

王阳明看到宦官刘瑾乱政,居然一群高官都不敢说话,当时有一个谏官戴铣曾专门向皇帝劝谏,但上书还没到皇上那里,就已经被刘瑾扣住了,而且还把他抓到监狱里去。王阳明为什么敢于出来挽救,就是凭着一股真正内在的善的动能,现在,就是社会的公民意识。我作为一个君子,能如此吗,做公民能如此忍受吗?王阳明付出了什么代价?下放到贵州龙场驿(今天的修文县,在贵阳北边的山里),沿途还被追杀,而他就在那里悟了道,成为一代大思想家,并且还带兵平宸濠之乱、平定山寇,影响到日本、韩国,他的学生朱舜水到日本,影响整个日本。日本近代改革跟阳明学有密切关系。

什么叫大儒?包含了一个正义的观念。孟子说,作为大丈夫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公民社会有没有“正位”和“礼”?有,公民。有没有“大道”可走?有,公民之道。有没有“安宅”可居?就是公民社会啊。

作为时代的新儒者精神,“公民”两字非常重要。实实在在可以做。在你的生活中,当你看到年轻小伙子,居然随便把垃圾一扔,你完全可以过去说:年轻人,你不小心掉了东西,记得捡起噢。有礼貌地提醒他一下,社会就会慢慢变化。社会改革,需要“点滴工程”,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大幅变化,在发展过程中,点滴工程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做起来,所谓儒学之生生之德(“生生”乃是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沟通“天”、“人”的基本动力和特性。被理学家普遍青睐,其原因就在于“生生”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期待在新时代大家作为新的公民,有新的发展,而在那样的做法底下,有好的公民社会,有好的社群,我们就能与人为善、与人为美,就能生活在一个非常安适的场域里,在天地里我们可以悠游自得。

(林安梧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暨所长。本文节选自作者在深圳市民大讲堂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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