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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祭孔——拿传统的药,治当下的病?  

2012-04-06 12:36:57|  分类: 深度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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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大、复旦大学的多名学者参加了正定县的释奠礼。但祭孔仪式一如既往的引起诸多争议。 (CFP/图)


一边是严谨的程序考据,一边是各种山寨、简陋的细节;一边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一边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边是克己复礼的个人理想,一边是提升“软实力”的时代企图。祭孔仪式本身,成了这个纷杂时代的缩影。

孔子又回来了。

2012年3月17日,在中国现存最早文庙的河北省正定县文庙,雅乐齐鸣。由河北省释奠礼活动发起人高士涛,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恒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担任献官,与孔氏后裔及正定弘文中学百余师生举行传统祭孔礼仪。

筹划者

这场遵照明朝礼仪祭奠“至圣先师”的仪式“释奠礼”却在网上被贴上了“封建”“余毒”“作秀”的标签,这让这场释奠礼的筹划者、河北儒教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士涛愤怒和失望。

与这些年各地层出不穷的祭孔活动相比,高士涛认为,河北做得最纯粹。“很多官方祭孔都是表演性质,但我们完全按照明代文献史料来做。”

这套礼仪程序之复杂,哪怕是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都很难一下子记清。为了在3月17日的释奠礼上不至于手忙脚乱,前一天下午,这位首次参加释奠礼的主献官特地赶到现场彩排。

这是河北正定县举行的第八次祭孔仪式。即便有此前七年的经验打底,加上五天的彩排,失误也难以避免

3月17日的释奠礼上,通赞(类似于主持人)吉恩煦在喊“初献礼”时,有位分献官的引赞就往前去迎献官了,但按照规定,必须在通赞念完祭文后才行。兼任纠仪官的通赞打断了引赞:“停,请退回到原位。”

小错不断的2012年春祭,对于高士涛来说,已经聊感欣慰。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回望七年前他发起的第一次祭孔,那更像是一次粗陋的“临时起意”——没有舞生,没有祭器,只有十几个乐生。

是年,祭孔在各地正蔚然成风。在孔子诞生地山东曲阜市,祭孔规格不断提高。2004年9月,祭孔从原来的民间行为,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由省政府官员主持;次年,曲阜联合全球各地孔庙首次全球祭孔;到了2007年,主办单位已经升格到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

一直信仰儒学的高士涛有些按捺不住。他想起了解放后一直闲置的河北正定文庙。论历史,它应该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庙,1933年,梁思成就鉴定其为五代(公元907~960年)遗存,比曲阜的还早五六百年。“文革”中正定文庙变成了招待所、民事法庭,改革开放后才回归文保系统。

2005年7月,高士涛试探性地跟石家庄政府提出了祭孔的请求,没想到正定文保所立刻答应可以把文庙免费提供给高士涛。

高士涛是河北人大代表兼美术科班出身的儒学爱好者,不仅精通绘画和书法,还开了个古琴培训班,领导着一家佛教艺术机构。他把祭孔礼仪考据的任务,交给了他古琴班的学生吉恩煦。

吉恩煦当时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在校园里,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异类”,穿着汉服上课,鼓励同学读经,还行了冠礼。

在请教了一圈专家之后,吉恩煦跟高士涛商量,决定复制明朝礼仪,而且必须是嘉靖年间。“释奠礼成为一个国家行为,数唐朝最盛,但唐朝文献不全,宋代礼仪过简,明成化之后过繁,而清代又属满人统治,其服装并不符合中国礼仪。”吉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吉恩煦首先啃了明代四本大部头的文献:《明集礼》、《明会典》、《明太学志》、《頖宫礼乐疏》。这是另一位儒学爱好者吴飞列给他的书单。吴是山东曲阜民间祭孔的发起人之一。

回想起来,吉恩煦最吃不准的就是,一个纯文字的动作,如何在一个现实的场地内实现。

按说舞生和乐生都应该站在丹墀(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的空地)上,但正定文庙的丹墀太小,只容得下乐生,舞生和献官都得站在下面,究竟是把献官安排在哪边、几排,吉恩煦都要从古代的图中寻找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高士涛的态度是,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因地制宜。譬如古代通赞都用唱的,吉恩煦拿不准,最终的专业意见,是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马恒军给的:“不能用唱的,唱反而是失礼的行为,因为唱必须用明代汉语唱,那样大家都听不懂。”

乐舞生事关整个仪式的气场。2006年、2007年这两年间,吉恩煦和高士涛还有几位礼乐老师经常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去正定弘文中学,跟老师们一起训练学生乐舞。

弘文中学的副校长郭雪记得,高士涛当时只给他们一套六佾舞的古代图谱,让他们自己揣摩。由于太过抽象,老师们不得不像揣摩武功秘籍一样,分解动作,然后再串联到一块。

因为没钱,当这一百多套汉服2006年在石家庄一家服装厂的流水线上被统一复制出来之后,就没再换过。胸口没有绣花,没有内摆,由于厂家不懂,不少本该右衽的汉服被缝成了左衽,吉恩煦记得当时因此返工了三天。

只要拿出明代文献,仔细对比高士涛置办的每一件道具,似乎都会找到不小的瑕疵。高士涛的原则是,有钱就办好一点的,没钱办个山寨的也行,因为再不办就来不及了。

献官戴的梁冠,原本是固定的,高士涛的一个学生叫王敬轩,设计了一个可拆卸组合的,不管头型大小,都可以戴;豆是释奠礼用的专用祭器,但在2011年春祭之前用的都是盘子。专门找厂家做豆太贵,高士涛就买来一堆木制的围棋盒和大可乐杯,然后在外边贴上木纹纸倒过来一粘,几乎如假包换;“太牢三牲”没有,跟高士涛学画画的学生就到馒头房先用面捏,蒸熟了再用食用颜料画上眉眼。

有的山寨版做得不怎么像,第二年有钱了再改。2011年,献官戴的佩玉都用绿色塑料做的,有参与者比对了好多张明代出土文物后发现,应该是白色的,而且结构也更为复杂,每条分上中下共15条线贯穿,要用500个珠子。

跟官方合作的两难

事实上,不光公祭孔子,还要公祭老子、黄帝、炎帝、伏羲。每年清明,“公祭搭台,经济唱戏”的公祭之风就会在全国盛行。规格和场面也是一个比一个高,浙江绍兴万人同祭治水英雄大禹,河南一直把黄帝拜祖大典跟经贸洽谈结合在一块,过去六年吸金800亿。

高士涛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拿捏着跟政府合作的分寸。“礼仪活动带动经济发展,本来无可厚非,但搞得不伦不类,就不是礼仪了。”

首先,政府是绕不开的。按照规定,在文庙超过20人以上的活动要报批,50人以上的活动,地方上就要动用警察,但2006年的每次释奠礼,人数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

头几年,高士涛一直以国学促进研究会的名义申请主办,这是一个挂在河北社科院旗下的民间机构,但事实上因为尚未经过河北省民政厅的审核,这个身份并不合法。直到2011年,他申请的另一个机构河北省儒教研究会才终于获批。

并且,没有政府参与,领导也不愿意来。“请在职的,人家还得掂量掂量,到底怎么回事?”高士涛说,场面大不了,资金也没法到位,庙里的文物保护、修庙都得靠政府。

2009年,高士涛首次在河北人大提出释奠礼可以采取民间发起、政府公祭的方式。高特意提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七届六中全会以来,这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士涛举孔子大旗,不是近年来的孤例。近年来,“反思过去30年里国家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堕落”的声音,层出不穷,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良方。例如自由主义者将其归结为政治改革没能和经济改革同步,传统文化者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结果,而后者更受官方的青睐。

在官方语境中,儒学开始频繁跟“和谐社会”“软实力”联系在一起。2004年至今,中国已建的孔子学院和课堂超过500家;电影《孔子》在2010年上映的时候,全国投入拷贝2500个——超过了由《建国大业》创下的1450个拷贝的纪录,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发行之最。

儒学复兴的痕迹,在民间也俯拾皆是。儒学大众书籍成为畅销书,读经班、国学班遍地开花,儒家思想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吗?几乎成为许多儒学研讨会上不变的主题之一。很多儒学家认为,只有儒家教育才能拯救中国的精神危机。“我们已经失去了仁爱、善良和我们的灵魂,儒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它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国。”一位中国儒学家对《纽约时报》说。

但是直到2012年,正定县政府才首次答应参与公祭。3月17日那天,正定县县长来了,文体局局长也来了,甚至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冯韶慧也来了。公安局还派了不少警察维持秩序。正定县县长在讲话中说,释奠礼可以“增强正定的文化底蕴”,另一位石家庄市的领导说,期望释奠礼“为构建和谐河北、文化强省做出积极贡献”。

3月17日那天,音响扩音效果不好,正定文庙大成殿内的人根本听不到外边在弹什么。中午吃饭,正定一位官员答应,可以先给正定的文工团置办一个好点的音响,秋祭的时候,高士涛他们再借过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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