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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穷人黄鹤的慈善“生意”  

2012-02-25 09:15:01|  分类: 深度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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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黄鹤,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挫败——他甚至连自己的“施主”都得罪了——再次说明,单纯的激情或者善心,保证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它甚至会反过来伤害慈善业。

我们不认为因为存在问题,就应该让民间慈善停下来。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正在受苦,等到有万全之策再去做、再去改变,与常识相悖。我们呼吁民间慈善组织汲取别人以及自己的教训,提高组织专业化程度,以安顿每一颗善心、每一分善款,也保护慈善家自己。

成名后的黄鹤经常在各地演讲。 (孙纯霞/图)

黄鹤,这个曾经的“中国十大人气校长”、国内“举债做慈善”的明星遇到了麻烦,现在,连他的名字都被债主们拿来调侃——“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2012年1月31日晚上,北京一位国企副总张诚(化名)在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里看到了黄鹤那张久违了的脸。

电视机里的黄鹤正慷慨陈词:公益、市场、农民工、陶行知、社会企业……熟悉的话语、熟悉的动作、熟悉的表情。张诚认为,电视里的这个人,已经失去所有的慈和善的光环,他只是一个将自己拖进陷阱的人。

节目的主题正是“举债做慈善”,片头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理想主义者”黄鹤,和他的博士后妻子曹明秀,全心投入到救助农民女工和农民子弟学校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欠下了上百万元的债务。

张诚边看边摇头叹息。

据调查,张诚并不是唯一对黄鹤失去信任的债主。而欠债,也并不是黄鹤的慈善之路存在的唯一问题。

屡屡推脱的合同

黄鹤起初给张诚的感觉是谦恭、热情、执著。但一笔笔巨款“打水漂”后,他才发现自己进了一个套。

张诚认识黄鹤是在五年以前,他的妻子与黄鹤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前妻刘丹是初中同学。

那时的黄鹤尚在行知学校,作为这所京城最著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已经成名多时。学校橱窗里贴满了关于他的报道。

他们是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黄鹤给张诚的感觉是谦恭、热情、执著。后来他知道,黄鹤曾接受过央视王志、凤凰卫视许戈辉等著名主持人的专访;而行知学校的董事会成员中,有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现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文化部某司前司长……“都是正经做事的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诚和妻子应黄鹤夫妇之邀,参观了行知学校。他被孩子们的穷困和学校的简陋打动了,决定要做点什么。

当时,从事房地产业的张诚在北京已经有所成就,出生于农村的他想帮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在黄鹤的恳请下,张诚决定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行知学校,承揽该校的改扩建工程。

整个工程造价约100万元。据张诚介绍,他当时跟黄鹤口头约定,学校只需出60万元的料钱,40万元的工钱等将由张诚以公司名义捐助。

2007年8月,行知学校改扩建工程顺利完成。

后来张诚才知道,黄鹤找他时,行知学校正面临一项大的变动,为了有一个好的形象,才决定在租来的校舍上投资改造。

2007年9月,行知学校改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而在相关报道中,它为南都基金会所建。此前,黄鹤的“老师”、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脱离体制,转投南都基金会,并发起被誉为第二个希望工程的“新公民计划”。

张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出于信任,即使在行知学校改扩建工程完成后,他也没有急于与身为行知学校法定代表人的黄鹤签订合同(施工中,建筑公司先期垫付了全部100万元的工程款)。

然而,等到他事后想起签合同时,黄鹤却屡屡推托。

“当时我还是相信他。”张诚说,“2008年,他有次找到我,说能不能将学校欠我的那笔款先划到‘心之光’名下,很快就会还。”

“心之光”是黄鹤任行知学校校长时,由其注册成立并任法定代表人的一个家政企业。

“我当时想不管是谁,都是你黄鹤的事,只要能给钱就行,就答应了他。”张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慈善家的企业

“心之光”与行知学校的关系经常扯不清,外面给行知学校的捐款,有时会拨到“心之光”的账上。

张诚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2008年下半年审计时,行知学校账上出现四十万元左右的“窟窿”,为了解困,他找到张诚,通过把行知学校的欠款,转移到“心之光”来平账。

对于这一做法,黄鹤夫妻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是:黄鹤当时是将行知学校“无偿捐出”,并给学校留下42万元的现金,自己却自愿背了40万元的工程款。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初黄鹤向张诚提出转移欠款时,其实已经辞去行知学校校长职务,不再是这所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意味着那笔原本应由行知学校承担的欠款,已经与学校没有了关联。

问题在于,“心之光”账上没有钱。“他跟我说,不如和他一起投资‘心之光’,等到将来赚了钱再一并归还。”张诚说,“他当时三番五次来找我,走到哪跟到哪。我想前面已经套了几十万了,不进去就死了,帮活的吧,这又扔进去几十万。”

不到一年,“心之光”也做“死”了。张诚算了一下,他前后套进去近100万。

按照规划,注册资金25万元的“心之光”原本打算建立36家下设机构,其中包括学校、培训中心、保安公司、敬老院等,可谓“应有尽有”。

在与黄鹤合作办企业的短短几个月中,张诚认为,这个一心想成就伟大事业的慈善家,其实没有任何的实务操作经验。“他说理念可以,一到实务就不行了。”张诚说。

自从“心之光”成立之后,它与行知学校的关系便经常“扯不清”。“外面给行知学校的捐款,有时会拨到‘心之光’的账上。”一位知情者称。

上述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后来南都基金会对行知学校的审计,黄鹤曾挪用行知学校38万元到“心之光”,并查出20万元的假发票。

被“心之光”套住的,其实不只张诚一个人。其中包括行知学校举办人、中国儿童艺术促进会(以下简称“儿促会”)会长范崇嬿、儿促会副会长李英。

多名“心之光”股东指称,当时成立“心之光”,主要是行知学校董事徐永光的意思,原因是行知学校培养的的农民工子弟学生,毕业往往找不到工作,因此成立一个公司来吸纳他们就业,同时还可以将企业赚来的钱养活学校,实现良性循环。

“我对搞企业不懂,听了这个想法后觉得不错,就支持他们搞。”范崇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范崇嬿同时也是行知学校的校长、“心之光”的董事长,但均非其法定代表人。

为了支持黄鹤成立公司,范崇嬿先拿出五万元,李英也拿出五万元。据二人介绍,按照黄鹤的说法,两人的五万元都将入公司股份,而她们当时并没怎么当回事,跟黄鹤半开玩笑说“只要把本还我们就行了”。

范、李二人过了两年后才明白,几乎不可能还她们的“本”。

这已是范崇嬿对黄鹤的第二次大力支持。据范崇嬿介绍,2004年,徐永光和他的下属分别找到她,说他们开了三天的会,“最后商量下来,还是得请您老人家出山”、“您做了这件事,就成圣人了”。

当时,北京市对民办学校的政策开始宽松,行知学校想借此机会申请办学许可证,以改变此前被频频“取缔”的命运。然而身为校长的黄鹤却没有教师资质,不符合相关规定。

范崇嬿是特级教师出身,和徐永光有多年的工作交往。见老朋友找上门来,范崇嬿便将自己的相关证明交给行知学校所在的大兴区教委,行知学校顺利地取得了办学许可证。同时,为了赋予黄鹤一个合法身份,儿促会还为其出了一个证明,让黄鹤以儿促会员工身份担任行知学校的执行校长。

“我虽然是校长,但其实就挂一个摆设,”范崇嬿说,“当时的想法,主要不是为了帮徐永光,也不是为了帮黄鹤,就是觉得那些孩子太可怜,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事。”范崇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行知学校“合法化”不久,范崇嬿便隐约感觉到黄鹤一些做法“不对劲”。

“他喜欢搞些悲情的东西,”范崇嬿说,“利用别人的同情心。”

翻来覆去的“悲情牌”

一位杂志主编说,黄鹤将外界捐给行知学校的一台冰箱拉回了家。

黄鹤夫妻对外声称,为了办公益,他们共负债100万,目前尚欠50万元,这显然不是事实。南方周末记者在张诚出示的一张借条上发现,黄鹤仅欠他一人的钱,本息就高达两百多万元,至今一分未还。

“我只是他的朋友圈中的一个,而像我这样的债主,不知道还有多少。”张诚说。

欠债不还,不只是黄鹤唯一的问题。当年黄鹤在办学中的一些做法,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行知学校(“棚鹏学校”)诞生的背景,是受市场需求和政府管制影响,北京诞生了大量面向农民工子弟的“非法”民办学校,棚鹏学校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不具备办学资质,他们经常面临被强行取缔的窘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些聪明的举办者往往会通过制造新闻事件向媒体求助。

“由于手中拥有学生,容易赢得公众同情,在举办人与政府的博弈中,掌握话语权的通常是前者。”曾对打工子弟学校做过专项研究的媒体人郭宇宽说。

黄鹤则被认为是其中的“高手”。2007年《新京报》一篇关于行知学校的报道中如此写道:“‘欠费’是黄鹤设置在媒体面前的永恒话题,而制造新闻事件也成了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途径。”

2001年11月,北京某报记者接到棚鹏学校将遭取缔的报料。抵达学校后,该记者看到黄鹤与一群孩子寒风中悲情“护校”的情形,禁不住失声痛哭,当即打电话给编辑要求预留足够版面,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学校。

然而在当地教委看来,这是黄鹤在拿学生“当人质”,学校面临取缔时“就把孩子推出来”。而黄鹤则辩解说,护校是学生们“自发”的。

上述那位记者如今已成为一家杂志的主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忆及此事时,承认当初因年轻而冲动,“感觉被利用了”。“无论如何,不能拿孩子当工具”。另外,他还回忆起一个当初让其“感觉不对”的细节:黄鹤将外界捐给行知学校的一台冰箱拉回了家。“有人跟我解释,说校长因为办教育家徒四壁,自己用点捐助物品并不为过,但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应该分开。”

据黄鹤介绍,行知学校历史上,共搬家6次,其中3次是因为遭取缔,2次是因为欠房租,只有1次是正常搬迁。

每一次搬迁,都给行知学校带来了利益——引起媒体关注,钱就来了。

在围绕行知学校的几次风波中,最知名的是2007年的欠费停办事件。这年年初,行知学校校长黄鹤向当地教委递交停办申请,理由欠费23万元。三天之后,行知学校果然被房东停水停电,学生们提前放假,老师们则在烛光中批改考卷。

但奇怪的是,就在黄鹤申请停办学校前一天,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春暖2007”慈善拍卖活动中,刚刚为行知学校募得172万元善款。

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除了行知学校,北京其他几百所类似学校几乎都是赚钱的,绝少有无钱支付房租的情况。而行知学校还是同类学校中惟一一家获得大量社会捐助的“明星学校”。

2012年2月12日,黄鹤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申请停办是“给政府看的”。因为“政府一直没给钱”。

算不清的账

行知学校的女老师哭诉,为了实现公益理想,自己放弃了原本很好的工作,结果因为黄鹤欠薪,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

这些靠悲情牌换来的善款数额及去向,至少目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黄鹤说,他在行知学校7年里,共为学校筹集了一千多万元的捐款,此数字也得到其他行知学校另一位董事的认可。

然而,当黄鹤2008年离开行知学校时,学校却只剩下42万元的现金。

而对于外界关于行知学校欠费原因的质疑,黄鹤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主要原因在于行知学校是一所公益学校,要减免大量学生的学费。“一学期就免收300人,20万元左右”。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多名行知学校现任及离开的老师、学生,均未有人称能减免这么多。“一个班减免两三个人就很不错了。”一名已经毕业的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据2007年《公益时报》的一篇报道,关于减免学费的数额,行知学校财务人员对记者称该年度上学期实际减免学费26480元,这一数字与黄鹤所说数额相差7倍。

更加离奇的是,据央视网报道,在“春暖”募捐活动结束后,行知学校又提供了新的债务报告,结果比原来公布的债务总额多出了四十多万。

对于黄鹤,范崇嬿开始一直很宽容。“我当时认为年轻人身上有缺点是正常的,我们也一直想努力把他‘改造好’。”范崇嬿说。

据范崇嬿介绍,在行知学校时,曾有不少人找她告黄鹤的状。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黄鹤挪用学校的6万元钱给岳母看病。举报者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范崇嬿则认为,如果黄鹤是拿那钱为救急,事后及时还上,也情有可原。但黄鹤越走越远。

“心之光”成立时的注册资本金为25万元。后来股东们无意中发现,25万元注册资金全部为他们所出,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鹤没出一分钱,倡议成立“心之光”的徐永光也没有入股。

另一个发现更让股东们瞠目结舌:他们投在“心之光”的股本金均被人为“压缩”了一万元,而“压缩出”的股份却被安在黄鹤名下。

“他这是‘空手套白狼’。”范崇嬿说。

工商注册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心之光”变更注册,行知学校出资入股35万元。而范崇嬿、李英等5名股东在心之光的股本金,进一步缩水为8000元。

范崇嬿说,对于黄鹤在“心之光”财务上的腾挪,她和其他股东开始均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个股东无意中看到工商注册资料,才恍然发现黄鹤的问题。

心之光经营过程中,黄鹤在行知学校时屡有发生的“欠薪”现象再度上演。而苦主不知如何知道了范崇嬿是公司董事长,因此频频结伴到其办公室“讨薪”。范崇嬿还记得,一个搞培训的女老师跟她哭诉,为了实现公益理想,自己放弃了原本很好的工作,结果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只能到大街上捡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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