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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领”进村  

2012-01-16 11:32:40|  分类: 财经金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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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逃离北上广”,他们没有移民海外,也没有到二三线城市去,而是选择来到一个中国村庄,过着半隐居且自己真正能够“主宰”的生活,只为精神上更富足或与孩子相处时间更多。

一年前,当看到阳光穿透云层,如同聚光灯一般打在海面上时,丁磊的内心掀起从未有过的波澜:就是这里了。

找地、签合同,一个星期内,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角色转换:从上海的一位高级白领变身为洱海边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双廊的村子。就在丁磊决定迁到此地前,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靠海的闲置土地几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这些土地的,无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样的外地人。

他们有的在此建客栈,有的在这里做一些小生意。就在中国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时,他们却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方式:“归隐”山水间。

有些人把静谧乡村视为移民海外的“中转站” (CFP/图)

离开大都市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就像一件理所当然之事”。

在过去的十年间,丁磊顺风顺水,房地产做了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后转做金融,公司正筹备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外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圈子。

然而,光鲜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手机不敢关,应酬不能拒。两人忙到连交流的时间都没有。由于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经常绞在一起。裂痕终于在2009年出现,两人闹到不可开交。

“生活中出现了反推力,要么反抗,要么妥协。”在过去的日子,丁磊通常采取的是妥协,因为这样“省时间”,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妥协?

人生遭遇黑暗,却找不到出口。丁磊的姐姐建议他去大理看看。就在几个月前,她刚到大理看望两位朋友——由上海迁居双廊的自由艺术家沈见华夫妇。

在上海时,沈的妻子秋秋在一家外企工作,压力巨大,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辗转多家医院,却找不到病症。有一次,秋秋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对台湾夫妇,因为孩子常年生病,四处求医,但始终不见好转,夫妻俩最后选择了放弃台北的生活,到乡村住了下来,一段时间后,孩子的病奇迹般好了。秋秋决定效仿。考察过几个地方后,他们最后选择了大理双廊,租了一处面朝洱海的院子,取名“白居”。

生活由此发生180度转弯,他们不必穿着考究的服饰去上班,更不用在拥挤的地铁里用尽全力争取一个可以容纳双脚的位置。这里有的是阳光、海水,秋秋的身体渐有好转,而他们的女儿莺莺,也比任何时候都快乐。

丁磊的姐姐看到这一切后,回去如同“中毒”一般,不停地和丁磊念叨。

一个月后,丁磊也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个多月,每天四处走走,远眺对面的大理古城,他对比上海和双廊完全不同的生活,明白姐姐为何“中毒”。终于,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来不及返回上海处理“后事”,他就先在洱海边租了一个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

“抢占”渔村

其中有一个家庭,人都没来过大理,家当就直接打包过来了。快递公司电话问:东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们仓库,等我来后找定住处了再来取。

最近几年来,丁磊的故事在双廊、丽江、香格里拉等任何一个宜居之地,俯拾皆是。故事各有不同,但情节却很相似:在大城市,他们大多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收入,过得颇为体面,可以被称为“高级白领”或“金领”;但糟糕的交通、拥挤的住房、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物、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充满厌倦。之后,他们或是旅游,或看望朋友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了。

他们中的有些人,迁居的想法由来已久。来自北京的陈阵即是其一。早在几年前,他就厌倦了北京的生活,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栖息地。

还有一些人,则完全为了孩子而“移民”。来自上海的尹铁宏有一个6岁的儿子,从小在家学习,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小区里的议论也越来越多,“为啥不让孩子去学校呢?”“这样会不会耽误孩子的前途啊?”当小区里其他小孩都去上学后,儿子也愈发孤单。无奈中,尹铁宏在网上诉说自己的苦恼,没想到响应者众。他建了一个“在家上学”QQ群,短短三个月,群里就聚了五百多个家长。

深入讨论之后,大家提出,可以换个城市生活,让这些在家上学的孩子们都聚到一起,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没有集体生活。半个月前,以尹为首的十多个家庭全部迁到了大理,而更多的家长,正在过来的路上。

其中有一个家庭,人都没来过大理,家当就直接打包过来了。快递公司电话问:东西到了放哪?答:先放你们仓库,等我来后找定住处了再来取。

丁磊和陈阵移居的双廊,最早不过是一个封闭的渔村。2000年左右,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小岛的尽头,建了一栋房子。随后,画家赵青、《落叶归根》导演张扬等纷纷落户,从2009年开始,岛上开始热闹起来。

最早在双廊建客栈的是来自广州的建筑设计师林灿,这同样源于一次旅游的际遇。据双廊村村委会主任赵八旬介绍,短短的三年时间,双廊的客栈,已经建好和正在建的,超过了八十多家,而这些客栈店老板中,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是本地人。

眼下,双廊就如同一个大工地,随处可见拔地而起的水泥立柱和铺路的小卡车。林灿刚进来时,一个院子的租金不过8000元/年,而今翻了十多倍,涨到了八九万。

新来者依然络绎不绝,他们的脚步,开始往周边的挖色、青山村扩展。在其中的一个村子,一位广东老板一口气拿下了七个望海的院子,而后,经不住朋友的“央求”,又将这些院子“分”了出去。

“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

开的虽是咖啡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有人将这些“新移民”归为“逃离北上广”一族。“这么说也没错。”一年之后,在洱海边的客栈里,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说,“不过,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而不是北上广舍弃了我们。”

当然,相比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一群人,这些人大多事业有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都要更强大一些。

丁磊在决定移民时,就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他的第一兴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给客栈取名“七间房”,即总共7间房,自己和家人住两间,剩下的对外营业。

从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万,在他的构想中,以后要将之做成一个连锁品牌,专在类似于双廊这样的地方开店,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样,以客栈为家,同时也以客栈养家者不在少数。而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客栈,少说也要一二百万,城市里的普通工薪阶层显然难以承受。

不过,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并不因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有什么不同。新移民们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对“80后”的恋人——阿成和巴团在双廊开了间甜品店,阿成曾是银行项目经理,巴团曾是中学教师。2011年7月他们双双辞职来了双廊。他们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门业余生意。顾客少的时候,两人就划着房东的船,在洱海上晒太阳。

来自广东的宋夏艳则在大理古城开了家蔬菜馆,专做素菜。三十多岁的宋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尹铁宏一样,为了教在家上学的女儿,一年前移居大理。现在,她的艺名——“蔬菜妈妈”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声传译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开了一家名为墨龙的咖啡馆,一次最多只能够装12个人——她开的虽是咖啡馆,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见华曾算过一笔账,在上海,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个零。陈阵刚到双廊时,一天的生活费更是不超过25元。

“在大城市,我们是生存,到这里,是生活。”陈阵说,既然能够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赚钱就不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外来户而言,租房还是买房,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那么紧迫的事。几个月前,刚刚卖掉上海房子搬来大理的作家许崧,现在的选择就是租房。

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将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了个新房,仅差价就够自己生活。

参观并融入别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

与“逃离北上广”话题相对应,坊间也曾有过关于“逃回北上广”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大理和双廊村里的“新移民”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对突然慢下来的生活,也有人在尝鲜之后开始不适应,转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来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当地流行着一句话:这里不能选择什么人来,但能选择什么人留下来。“在城市里,别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和我全无关系,即使是好奇,出于礼貌和心防,也只可远远观望,”丁磊说,“但到了这里之后,我可以参观别人的生活,有着相似心路历程的移民们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现在的丁磊也和双廊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事的时候,就在二楼平台上看云,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事实上,因为有网络,丁磊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他还是微博上的活跃分子。那些选择入住其客栈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气相投的,连订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陈阵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办起教育来。他的妻子最初答应和他一起离开北京,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解决儿子的上学问题。他们在北京住的是国际公寓,小区内都是外国小孩,放学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玩,而他的儿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回家,却有做不完的作业。8岁时,儿子说,真想从窗户跳下去,夫妻俩吓了一大跳。自此之后,陈阵决定与传统教育决裂,让儿子在家上学。

到了大理,陈阵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孩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陈阵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最近,双廊的客栈老板们正准备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导自演的话剧社,“都三四十岁的人了,很难想象吧?”巴图说,以前在学校怕丢人,在社会也怕丢人,到了这里,怕什么?“丢人也没人认识。”

“蔬菜妈妈”则正准备组织一个“共生社区”——将那些专门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家庭联合起来,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与本地人之间,新移民们相处得也颇为融洽。沈见华不但收了老邻居的儿子做学生,而且正在做一个农民画社,将当地50-70多岁的老奶奶们组织到一起画画。同时正在和村里合办一份完全公益的乡村画报,记录双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一些渔民开始上岸,开饭馆、跑出租车,或者直接在客栈打工,收入来源比以前多了许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沧海一粟的店主林灿在广州时,整天忙于工地和图纸之间,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儿,却总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叫爸爸,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搬到大理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有一天早上醒来,女儿问他:“洱海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条鱼又是怎么来的?”

“这真是我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他在博客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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