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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山寨”穷途  

2011-05-23 14:07:30|  分类: 财经金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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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山寨手机借联发科芯片之力,一举崛起,横扫全国。但在智能手机时代来临后,一直在模仿的山寨厂商玩不下去了。这似乎原本就是山寨的宿命,虽然还有很多可模仿的对象,但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

深圳华强北手机市场。 (张小禹/CFP/图)

萧条的华强北

5月的一天,眼见已到中午,吕志平的手机柜台前,还是空无一人。“这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一边叹气,一边玩起了电脑游戏。

吕志平的柜台位于深圳华强北的龙胜手机批发市场内。三四年前,这个商场比现在热闹很多。宽不及一米的过道,人们需要推搡着才能前进。而现在,这个卖了五年山寨手机的年轻人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开张了。

位于深南大道北侧的华强北,因为生产山寨手机而名扬海内外。这条并不宽的马路两边,二十多个电子市场密集相连,市场的每一层都被分隔成无数个柜台, 如蜂窝一般排列。这里常年车水马龙,手持电脑整机、手机、电子元器件的商贩来回穿梭,拉着拖车的快递工人吆喝着上货卸货。人群中不时闪现的各种肤色商人, 让这里看起来像个世界集贸市场。

像吕志平这样的个体户守着的柜台,是华强北淘金的重要据点,也是最具特色的经营模式——与别的地方论档口出租不同,这里的铺位按米收租,一个三五平方米的柜台,由两到三家共享。摆上一个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卡西欧牌计算器、一本皱巴巴的记账本,就成了个门面。

档主们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每个人的背后,可能就有一家工厂或者一家专业公司。吕志平的名片背面,印着他在农行、工行、建行——几乎所有的银行——的开户账号。账号下面有一排小字:“专业生产、销售各种品牌手机”。

在深圳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等大型消费电子集散地,山寨手机曾经一度“占山为王”,但现在,它们正在失去一线阵地。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台,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增长趋势明显放缓。

而山寨手机的幕后推手——大陆山寨手机芯片主要供应商台湾联发科技(MTK)上月末刚刚发布的一季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MTK收入198.67亿元新台币,同比减少39.3%,实现净利润30.65亿元新台币,同比大幅下滑72.3%。

由于生意一直很好,华强北常常一铺难求。但现在这种局面也在改变。在吕志平的左边,一个空出来的柜台上,贴着一张用红纸草草写就的招租广告。“以前一个摊位转让费就得十几万,现在不收转让费,还没人要。”吕志平说。

而在与吕一墙之隔的高科德通讯数码广场,开发商借四周年庆的名义,从2010年11月开始,全面下调租金。一楼柜台,中庭位置,由1680元/m2降到了1500元/m2,其他位置,也有100-200元降幅。“我们因为做得早,还有一些老客户,但也只是勉强维持。”在华强北做了十几年快递的程玉松 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做的是山寨手机的国际快递,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快递量陡然跌了一半,此后每况愈下,2011年前几个月又比去年同期跌了三 成。

盛极而衰

“山寨”这个词的意思曾经是“山中的城堡”,但现在被用以指代一切模仿、复制、抄袭的假冒产品。据传,“山寨”一词最先来自深圳。1990年代,这 个毗邻香港曾经的渔村以地利之便,开始走私手机,进而发展到模仿制造。一开始,生产厂家不敢在手机上署地名,只能印上“SZ”两个字母,久而久之便被喊成 了“山寨”。“山寨”并非自手机始,也不会到手机而终。山寨手机的制造者,此前掘金的市场是DVD、MP3等(高峰时,一度涌现出两三百个让人眼花缭乱的MP3牌子);手机之后,便是MP4,MP5,游戏机,数码相机,上网本,平板电视等——但凡价格敏感、更新换代较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几乎都有“山寨”版的存在。

但造就了山寨辉煌时刻的是手机,其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台湾联发科公司推出的手机芯片解决方案。2003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这款被业内称为 “Turn Key”(交钥匙)的低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将摄像、MP3、视频、触摸屏等多种功能全部集成于手机 芯片之上。厂商采用这一方案,只要加个电池和外壳就能生产手机。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业大佬介绍,早期走上“山寨”之路的人,很多是正规手机厂商的一些研发和管理人员。2002—2004年间,国产手机经历 短暂繁荣后突然掉入冰窟,南方高科、科健、易美等一批红极一时的厂家轰然倒地。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部分进入其他品牌厂家,更多的是自己另起炉 灶。但由于资金和实力不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工厂”。

后来,国产手机持续低迷,市场份额由早期的50%以上,掉到2007年的30%左右,而且亏损严重,这一行不再是香饽饽。而干“黑手机”虽然风险 高,却有利可图。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加入进来——其中不乏一些资金雄厚的企业老板。2007年10月,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机”漂白, 进入山寨行业的人更多了。

山寨手机成本低廉,不交税,也不参加入网检测(检测费用一般是一款手机三十多万,另外,送交入网检测一般都要等一个半月以上,对一天一个价的手机来说,是极大的成本消耗),不需要打广告,搞促销。一款同样型号的手机,山寨的价格只有正牌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而山寨手机在设计上也极富想象力。一辆微型奥迪轿车模型,翻过来就是一部带摄像头的触摸屏手机,在其“车头”的前灯里面,竟然暗藏着一只手写笔;一 款有着早年“大哥大”风格的手机,因为其上端的天线能在瞬间释放出强电流,而被称为“防狼手机”;一个“手雷”握在手里也不用害怕,只要一掰,它马上就可 以拨打电话了。更极致的表现是,震耳欲聋的8个喇叭或是被某个高僧开过光,都成了手机的卖点。

凭借着巨大的价格优势和出位的设计,山寨手机迅速占领市场。吕志平记得,在最疯狂的时候,他们必须半夜两三点到工厂守着,排队抢货。而一位山寨手机工厂的员工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月要加两百多个小时的班。

被智能手机时代抛弃

由于做山寨手机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吕志平回忆,三年前,一台手机的利润是一两百元,而现在,则是8—10元钱,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

和吕在同一个市场的朱旺对此有着更直观的感受。他做的是手机电池生意,三年前,一块电池至少能赚1元钱,现在则降到了2—3毛。他揶揄,别看自己卖的是高科技,其实已经和卖白菜没什么区别。

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更是让一些山寨厂家开始了粗制滥造。在巴基斯坦,甚至发生过山寨手机集体“死机”事故。而一些宣称终身保修的手机,三个月之后,连厂家都找不到了。

而加速到来的3G时代,则给了山寨手机们致命一击。

2007年,当苹果以外形和界面极简单却有极丰富应用的iPhone这一真正的破坏性创新开启智能和3G时代后,盛极一时的中国山寨机的末日警钟便已敲响。

由于苹果采取的是“终端+软件+应用”的商业模式,山寨所依赖的外形和功能优势被彻底颠覆。现在,没有人想要能开酒瓶的手机,人人都喜欢能下载应用、玩游戏、看视频的手机。

山寨的创新能力似乎已到穷途。最近被网友广为转发的一条微博戏谑道:现在,iPhone用户有三大爱好:游戏、拍照、发微博。山寨用户也有三大爱好,不过依然是——凤凰传奇、凤凰传奇、凤凰传奇。

虽然联发科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3G芯片上复制2G时代的成功,但知易行难,直到如今,其也没有推出一款真正“质优价廉”的3G芯片。

而握有芯片核心技术的高通,在3G时代几乎享有了绝对的话语权。这导致3G芯片的价格居高不下,山寨机最核心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

在与数据消费紧密结合的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以各种形式的补贴拉低3G智能手机的价格,甚至可以实现“零元购机”,以此吸引消费者进入自己的网络。这无疑对无法获得补贴的山寨机施加了更大压力。

“山寨”的去处

对于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山寨产业,深圳市政府的态度颇为微妙。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的许宗衡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规范引导‘山 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后一度引发争议。一些代表认为,政府如此表述,有支持侵权行为之嫌,建议删除。经过数轮讨论,在最后 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山寨”一词被换成了模棱两可的“初级创新产品”。而“走模仿开发创新路径”也被改成了“提升品牌,自主研发”。

其实,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一些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山寨厂商也意欲从良。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山寨的命运往往不受自己控制,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变迁以及联发科这样的芯片集成商的进化速度,都可能让它死于非命。

2008年,上网本风行一时,一些山寨厂商高调上阵,当年3月,甚至在深圳召开了“中国首届上网本暨山寨本产业高峰论坛”。一些打算打自主品牌的山 寨厂商放言:“中国山寨上网本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但仅仅半年时间,上网本就被一个更新的产品——平板电脑所淘汰,一些投入巨资的山寨厂商因此而血本 无归。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清理过这个市场。2008年前后,媒体曾掀起一股揭露山寨产业黑幕的报道热潮。舆论压力之下,深圳市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华强北“清场”。此后每逢3·15,都要检查一遍。

为了逃避检查,一些山寨厂商甚至将工厂放在山上,工人则每天车接车送。一位在山寨手机厂工作的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她在打工期间印象最深的, 除了加班,还有应付检查。她记得有一天晚上10点,突然有人报信,检查的来了。老板下令,关灯,原地趴下。她们就这样趴了两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大运会临近,严打之风又紧,“保护知识产权,成就和谐大运”的条幅在深圳华强北随处可见。

然而,据吕志平透露,这些“严打”,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几乎每一次清场,他都会提前接到通知,只要不将那些冒牌机明目张胆地摆到柜台上,就没事。

“这么大的产业,深圳怎么可能真正查?”吕志平反问。在他看来,如果山寨垮了,华强北也就垮了——粗略统计,这个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山寨大本营,营业额早已超过千亿,仅就业人员就有二十余万。而其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所创造的产值和就业更是无法统计。

(应被访者要求,吕志平、朱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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