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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法——江平和他的《沉浮与枯荣》  

2011-01-18 12:51:39|  分类: 社会法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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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顽强地走在为法治鼓与呼的道路上,其口述体自传《沉浮与枯荣》记录了他八十年的跌宕起伏

1956年,留苏归国的江平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成为那个时代一心报国的“海归”。 (陈夏红供图/图)

在2010年底出炉的各类年度好书评选中,《沉浮与枯荣》获得了“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等多项荣誉。它被认为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一本“关于大时代、大智慧的书”,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江平被称为“法学界的良心”,他从不迷信权威,将“只向真理低头”视作人生信条。他曾在物权法等涉及私权的法律制定中担任重要角色。2010年,八十高龄的江平出版了口述体自传《沉浮与枯荣》,被认为填补了中国当代法学家传记的空白。 (CFP/图)

195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留学的时候,同学戈尔巴乔夫比江平高一级,是当时的校团委书记。江平和戈尔巴乔夫有工作上的来往,但没有更多印象。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北京的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校友在当时苏联大使馆的指导下,曾各自寻找当年的影集,看能不能找到哪位同学和戈尔巴乔夫的合影,并打算筹划与校友戈尔巴乔夫见面。会见的事后来没有了下文,江平也没有找到这种合影。俄罗斯人名字长,他记不得很多苏联同学的名字了。

毕业后,他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2005年莫斯科大学建校250周年自费故地重游,一次是随七届人大代表团官方访问。综合自己接受教育的经历,他回顾说,和苏联的教育比起来,早年在北京的教会中学和大学所受到的英美教育对他的影响更大些。“我目睹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体制失败了,我现在主张‘宪政社会主义’。”江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因为左腿是假肢,江平坐下时是让自己掉进沙发的,像自由落体,还在宽大的沙发里弹了几弹,带着几分人性的洒脱。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节本

“‘沉浮’与‘枯荣’很能够表明我这本自传的性质,讲了我人生的顺境和逆境。”2010年12月28日,江平80岁生日前后,他收到了最丰厚的礼物,“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出版,很快,其读者超越法律界,并接连被媒体评为2010年度最受欢迎图书及年度致敬好书,江平对此略感意外。

一开始决定自己写回忆录,他的想法是先写立法上做的工作和经历,而他早年求学、留苏、反右等经历则留待最后再写。但当他把立法的事情写了大约七八万字时,再回头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却觉得再也写不下去了,觉得“没劲”,没有多少人爱看。“活着的人来写回忆录,出这个风头干吗?”

他的第一个博士生赵旭东劝他:“还是很多人想了解的,写吧。”几年间,赵旭东一直敦促自己的博士导师写自传,但低调而谦虚的江平坚持不想张扬自己。直到2008年底的一次中风,加快了这件事。那次中风后,江平的记忆力恢复到95%。“如果恢复不好,今天读者就看不到这本书了。”赵旭东说。

在征得江平同意后,赵旭东找到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陈夏红做口述记录和整理工作。陈夏红曾采访过江平,作为后学的他,对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前后经历最感兴趣,相关访谈以《我只向真理低头》为题分三期全文发表在2010年12月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上。“80后”陈夏红和近80岁的江平合作进展很快,口述从2009年6月开始,当年11月结束。陈夏红每周或两周一次到江平家里,进行两三个钟头的录音,回去进行整理,整理后再由江平修改。

“出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这本自传出版时,由我和编辑一起进行了删节,大家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节本’。”陈夏红说。

此次出版的《沉浮与枯荣》共40万字,删除了4万字左右的篇幅,在书稿中是一个专门章节,讲述的是江平从1988年3月当校长到1990年2月被免职的经历。江平还是争取保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他免职的细节。司法部一位副部长来学校宣布免职决定时,措辞是“根据江平同志本人的意愿免去他的校长职务”。

江平说,这也基本是实情,他也不想当校长了,不当校长还回自由身,不再违心地说话和做事了。“我说如果书中没有我免职这一段,就太不完善了,最后把这部分还保留下来,但因为删节了几万字,使人读起来好像是缺点什么东西。”江平说。

江平最喜欢自己诗词集中的一首《临江仙·悲歌》:“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目过耳天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书名“沉浮与枯荣”也正是出自此处。“谁主沉浮与枯荣?到底历史上谁来决定一个人的顺境和他的逆境?沉是表示逆境,浮表示的是顺境。那么枯荣也是这样的,一株花草的荣是它的顺境,枯是它的逆境。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得有顺境和逆境。”江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详细阐释书名的含义。

这本口述体自传分五个章节讲述了江平跨越八十年的顺逆经历——“似水流年”是他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包括在北京教会中学、燕京大学新闻系以及留苏学法律的求学足迹;“廿载逆境”回忆了他如何被划成右派、如何失去一只脚,也追忆了他的婚变及离开政法学院到外县教英语的往事;“我的教与学”讲述他1978年重回政法学院、担任校长一职的前后经历;“大立法时代”则以他作为七届人大常委和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催生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确立私权地位的故事;“为法治呐喊”则讲述他的法治观以及他对宪政民治的期待。

面对逆境,江平一直有一种豁达的态度,他说自己的这种豁达正是厄运锻炼出来的。1956年一年,三件不幸的事接连发生在江平身上——被划为右派;结婚一周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劳动改造时,左脚被火车压断,从此只能换上假肢行走。

他这样划分自己八十年来的逆与顺——1956年到1978年是22年逆境,1978年到2000年是22年顺境,但顺中有逆。

学生们高喊江平的名字不肯停息

1990年,不当校长后,江平把分给他的校长住房也退了,那房子也太小,他自己掏钱在北京郊区买了三套连在一起的公寓房。每个房间都有大沙发和各种家具,摆得很满,像是江平自己驳杂的经历:既在英美的教会学校读过书,又在苏联学过法律;既教过俄语,也教过英语;一生推重作为私法滥觞的罗马法,又肯定遭人诟病的经济法——这一概念多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有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律规范,却并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身为中共党员,却也为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去世撰写纪念文章……

中国政法大学1990年那一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已经退位的校长江平没有被通知出席,学生们看到主席台上没有老校长,于是,高喊着江平的名字久久不肯停息。

而在政法大学40周年庆祝大会上,江平的座位很靠后,主持人宣布参加庆祝会议的名单,念到江平的名字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他自己认为他不适合当校长,只适合当教员,但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届届学生心目中,他是他们“永远的江校长”。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从1991年开始带博士生,到现在他门下已有200个博士了。

在他的学生赵旭东眼中,江平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获得教授资格、博导资格都比和他资历相当的人晚些,但他对这一切都是一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状态,江平对形式上的荣誉保持着宽广的心胸,这也影响了他的不少学生。

“先有民法还是先有宪法?”江平问。用拉丁文学《罗马法》,是苏联留学给他留下的遗产,他一直致力于把作为民法之源的罗马法运用于现实,民法典迟迟不能出台,他认为这是在强势的公权力面前私权利太弱小的表现,社会现实的不公正容不得他从容,因此他出版的两本书的名字,都带着“呐喊”二字:《私权的呐喊》和《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作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和绝大多数不懂法律的“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合作,他得为那个时期众多法律的合法性“把关”。

预见宪政、民主、自由、开放

退职校长后,江平对一系列公共事件持续发言,转变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他在中国受到两个人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吴敬琏,吴敬琏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威胁是权力干预太多。

江平说过一个事:马英九考大学时,跟父亲马鹤凌就考什么专业产生分歧,马英九想考法律,但他父亲希望他学政治,并且说,学法律的人法律性格太重,守之有余,变通不足。

江平觉得这几个字对自己很有启发:“学法律的人如果以现有的条文作为遵守的准则,那肯定是一个保守的人,这是职业特点决定的。学法律的人很少懂得权变,权变是政治学的概念。如果能够在法学家群体中更多灌输一些改革开放的、法治的理念,就有更革新的一面。”

江平说自己的局限性和矛盾也正在于此,他认为严格说来自己不能算专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自认为法学经典读得不够多;可是,在这个转型时代,太拘泥于法律条文的现状,就有法律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在赵旭东看来,江平教授是跨界的知识分子,他身上的社会意识比年轻一代法学专家强烈得多。

江平在关注社会民生问题的同时,避免自己过分地站在弱势群体立场,那容易滑向民粹主义;在为私权呐喊的同时,也不把私权绝对化。他对重庆最牛钉子户的观点是,私权有时需要让位于公共利益。他对杨佳案发表观点说,公民有遵守法律判决的义务,哪怕是对不公平的判决。不管是什么原因,杀人就是触犯了刑律。他说他不讨好权力,也不讨好大众和媒体。哪怕遭到网民“围攻”或被听众威胁要向他“扔鸡蛋”。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在大学讲台之外传播法律文化,投身于他称之为“大立法”的时代,他参与了包括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信托法、物权法等在内的立法工作;尽管立法的行政主导性特征,但还是采纳了他和其他法学家的意见。

在赵旭东看来,多数人是沉默的,当社会与他们内心的意愿不契合的时候,多数人会选择沉默,而江平则会表达出来,他不允许自己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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