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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富豪扎堆 倾金自然保护区  

2011-01-18 12:44:36|  分类: 生态环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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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从来都是政府的分内事。

这一次,企业家们试图突围,他们的目标是“民办、民管、民营”,政府回归监督职能。

民办自然保护区,在阴晴不定的内外环境中,未来走向难卜。 (勾犇/图)

护山林,助动物,一批中国明星富豪们新近亮出了另类的慈善面目。

2010年12月,阿里巴巴的马云、百仕达的欧亚平、北京中坤的黄怒波、春华资本的胡祖六、上海复星的郭广昌、老牛基金会的牛根生等共计16人,向四川省民政厅申请成立“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他们执意要将至少5000万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不到10万公顷的高山密林。

他们彼此约定,回绝所有媒体,在一切还未落定之前,低调,低调,再低调。

他们还打算邀请腾讯的马化腾、网易的丁磊、远大的张跃等企业家参与。这将是中国民间含金量最高的公益富豪阵容之一。

富豪公益,SEE阿拉善生态协会算是先行者,几年前团结一批本土企业家,以每人每年10万元起步,在内蒙古开展生态和社区扶持项目。

而现在的四川项目,野心似乎更大,他们希望在中国开创自然保护区的示范模式。但显然,也将面临着猜疑和挑战。

富豪遇上吸钱机器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从来都是政府的分内事。全中国2538个自然保护区中,70%由林业部门管理,其余30%的管护职能分散在环保部、农业部、国土部、建设部、海洋局等部委。这一次,企业家们试图突围,他们的目标是“民办、民管、民营”,政府回归监督职能。

门槛不低。基金会草拟章程中设定的执行理事资格是:“首次认捐不低于300万元”、“成立后自愿认捐不低于500万元”。

如果一切顺利,5000万启动资金将被用于四川平武县的雪宝顶和摩天岭——前者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后者则是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三十多种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牵线搭台的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简称TNC,下文同此简称)。这个在中国算不上家喻户晓的NGO,宣称在美国管护着600万公顷、1600多个自然保护区。SEE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对它的印象是:“科学家加资本家”,“它在全球范围募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厉害,高度投资银行化,是世界NGO背景下的吸钱机器”。

事实上,TNC的高层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富豪俱乐部。现任董事会主席马克·特瑟克曾是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而其前任亨利·鲍尔森则是前任美国财政部长。

“2008年10月,TNC北亚区办公室在北京成立,总干事长张醒生曾是爱立信中国区执行副总裁,他多年关注环保,哪些人对环保积极,他都了解,口口相传。”一位TNC工作人员说。

2010年初,马云成为TNC全球董事会中第一位中国人。而牛根生、欧亚平、黄怒波、胡祖六等人,亦都是新任不久的TNC中国理事。

他们的影响力顺着各自的私交圈子延伸开来,“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圈子。”在一位TNC工作人员看来,这样的资源逻辑非常自然。

用杨鹏的话说,这是一种“企业家为主体的精英化文化”,在中国,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甘于简单的资助身份,而直接投身公益行为。

新上任的TNC中国理事们迫切需要一件可以亲自操练的公益大事件。

“要想搞开发,他可以直接拎着钱去”

筹备中的四川项目,有着一个阳光的名字,“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其基本模式是:来自企业家们的基金会,加上TNC组建的专业团队,一边出钱,一边出专业能力。

但怎么保证这些人不是搞开发?TNC中国项目负责人张爽经常面对类似的质疑。

“如果想搞开发他根本不用费这个劲,可以拎着钱直接去。”张爽强调,“没有任何事情能挡住他,更不需要我们这个令箭,他跟任何一个县长谈,都比跟我谈省事多了。”

在他看来,“现在做成保护区,其实是给自己先戴一个手铐。我们本可以提供更多的钱,靠基金会的利息就可以支持保护费用。”

实力无需赘言。基金会注册并非易事,一位TNC工作人员说,“某主管部委领导对地方领导说:让他去弄吧,他能给你找到钱,注册一个基金会300万,你省里面多300万,多好一个事。底下马上就发生‘化学反应’了。”

发起人们特别叮嘱,务请地方政府切勿公开他们的名单。富豪们要尽可能规避追逐、传言和揣测。

2010年秋天,他们到项目点考察,听取执行团队汇报。画家曾梵志提出创意——在山里建一个体验式的艺术中心。而马云等人则希望:将网络互动跟保护地结合起来。

这样的想法让工作人员姜继东觉得新鲜,“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看到保护区里红外监测的情况,可以在网上认领一些模拟的动物。这样的主意我们哪想得出来?”

姜继东坦言:“我们不想做商业。但地方政府已经做了一个雪宝顶生态旅游的规划。”

最后,四川项目的折中想法是“我们把商业活动安排在保护区外面的扩展区,找一些国际上比较好的低密度生态度假企业来投标,地方政府自己去招标,以后我们是一个监督和生态顾问的角色。进来的企业,还需要对社区发展有一定承诺,比如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样的设想,几近完美。

TNC在美国的第一块保护区,是以7500美元的价格赢得竞买、争下来的。那块湿地,当时正要被卖给地产开发商,盖一座海边别墅。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在美国“购买保护”的模式几乎不能在中国直接复制,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挑战上述完美构想。

“不差钱”,差新鲜感?

四川项目最有信心之处,正是每个中国保护区不同程度上面对的同一问题——钱。

在美国,保护区的资金70%来自政府财政,10%来自社会,20%来自市场;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资金40%来自财政,5%来自社会,55%来自市场。从这个构成也不难看出:因为缺钱,中国的大量保护区,实际是在被“经营”着,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左支右绌。

1990年代,各地一度争相报建自然保护区,但财政投入有限,同时《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限制了保护区范围内的生产开发活动。2005年,环保总局通报批评的9宗违法破坏案例,大多是开矿、修路。保护区不时成为开发的现实阻碍。

一位环境法学者,曾经在环保部碰到一位怒气难抑的处长,手上拿着盖有红章的一纸文档——某大型企业只用半张纸的篇幅,就要修改保护区边界,实际的原因是该保护区影响到企业正在实施的项目。于是“又都忙着取消保护区、降级、改边界,改得越小越好,或者把要开发的地方让出来。”这位学者说。

山水保护中心主任吕植说:“2000年后建的保护区,没人没钱的情况很普遍,特别在西部。”“不差钱”,是自然保护区梦寐以求的福音。然而,无论谁来担当保护者,都无法回避周边区域的产业、开发和利益分配问题。假如不能确保原住民的发展权益、他们就只能向保护区求取生存空间,保护也就很难不沦为一纸空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前副主席、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委员王献溥说:“现在很多保护区都走两个极端——不是死保护就是过度开发。”

在中国首个“公益孵化器”创始人吕朝看来,环境公益行动不太容易短期内见效,因此在国外大约只有3%的善款被投向环境领域。相比而言,中国富人对环境问题关注度高、投入度大。

但公众难抑忧虑,因为已经目睹太多豪华会所、高尔夫球场、马术场进驻风景名胜区和部分自然保护区,成为富豪的后花园,屡屡侵犯保护性边界。以长白山为例,在“全力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之后,规划49处景点景区中不少深入法律严令禁止旅游的生态核心区和缓冲区;还计划建造五星级酒店11家、温泉度假村15-20家、滑雪场5家、高尔夫俱乐部3家……据《人与生物圈》披露,2006-2008年间,两次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调查显示,几乎全部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均呈急剧下降趋势。

背靠强大的社会资源和行动能力,富豪们对于设立屏障、阻挡无序过度开发同时保障原住民生计,信心满满。

然而他们要面对的“发展”逻辑同样强大。博弈未必轻松。一位公益评论人士叹道:“‘企业加政府’的权贵能量,很少有谁能挡得住,也许只有富豪,是最有能力应对的了,如果他们想应对的话。”

“这对他们是个新鲜事,以前没做过。”姜继东这样描述。对于已经在商业上证明了自己的企业家们来说,这一点也许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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